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路径探析.docVIP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路径探析 　　摘要：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与社会关系状态；政府力量；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59?07 　　一、引言 　　2013年7月，在武汉市召开的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从而达到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这里习近平没有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概念，而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概念。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其实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开展了已有十年时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实践表明以前的创新很多还是主要依赖党委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对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方面关注得不够，忽视社会力量作用。很多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组织和群众不仅难发挥社会管理主体的作用，在实践中他们反而往往成为被加强管理的客体，创新变成政府维稳机制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强化政府力量的存在固然可以提高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反应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一旦出了问题就要政府承担所有的责任，而且政治动员过度还会导致对自治制度和法制的破坏，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对立化，社会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习近平用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提法，这种提法表明了要突破以前政府本位思想的管理机制创新，要在大的社会领域制度体系进行治理体制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提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知道整个社会体制内包含了企业、政府组织与社会三大部门，一般企业很难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政府和社会部门就成为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两大基本力量。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就是要对这二者关系进行创新，发挥社会部门中公众和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作用，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从而避免以上所述问题。本文拟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典型模式的分析出发，探索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 　　二、目前我国基层创新的五种典型 　　模式分析 　　（一）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五种典型模式简述 　　1. 青岛市南区模式 　　以2008年奥运会安保为契机，青岛市在市南区推行了以“街道转型”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改革。为了使社区能够有足够资源和权威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区政府的人、财、权、物下沉到街道，街道的人、财、权、物下沉到社区。“街道转型”改革最重要的一环是在社区设立社区工作站，街道党工委委员下到社区去当社区工作站站长，对社区工作负总责，并在社区工作站配置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岗位，社区工作站也具有了相当的行政职能和行政资源。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机构分设，合署办公”，社区工作站提供了从组织、维稳，到卫生、民政等服务，居民基本上不出社区就可以满足他们基本需要；居委会的配合社区工作站工作，发挥居民与工作站桥梁的独特作用。[1] 　　2. 成都锦江区模式 　　2008年开始，成都锦江区推行社会管理“大变革”：第一方面，从街道办事处职能改革做起，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把街道的经济职能剥离出来，强化街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并增加投向基层公共服务的财力，2010年就投入25.2亿元，占区财政支出70.6%。第二方面，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剥离社区原来承担的行政职能，使其变成了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建立居民代表常任制，形成居民代表大会决策、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的自治格局。第三方面，该区进行制度革新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2010年专门安排200万元专项经费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建设，区和街道办事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51个，金额达1 350万元。 　　3. 广州模式 　　近年来，按照建设“大社会、好社会”的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