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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语体社会化以及他者化 　　摘要：本文对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历史地、辩证地清理了女性语体的术语界定和研究范畴，指出女性语体产生于社会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因此其研究范畴包括所有在言语交际中处于“无权”地位的人，包括男性。第二，考察语体变异的社会化特征，求证语体变异与社会环境变量间的关系。第三，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理想的文化状态与交际情景，说话人和听话人不可能拥有绝对平等的地位和完全理解对方言语的前提。本文指出，女性语体的产生正是伴随着言语交际者的他者化过程实现的。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女性语体；社会化；微观权力；女权主义；他者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2-0131-04 　　 　　女性语体(female style)的出现伴随着权力对言语交往活动的入侵，即在言语交往者的社会化过程中，处于“无权”地位的说话者会采用“无力语体”（powerless style）。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中，“无权”的往往是女性，由此产生的“无力”话语便被称之为“女性语体”。从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的角度来看，首先，“女性语体”揭示的是社会内隐的权力结构，而不只是性别冲突，因此“女性语体”使用者往往处于“无权”地位，包括“无权”的男性。其次，语体的选择总是在交往者的动态的社会化过程中完成，并且随着社会的集体“共谋”以及主体的再社会化进程不断被修正和更改。再次，从心理认同的层面来说，言语者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心理认同，也奠定了语言变异现象(variation)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社会心理到语言运用都完成了“他者化”的过程。 　　一、女性语体的术语界定 　　莱考夫研究指出，由于身处“无权地位”，女性说话所用的语体要比男性的语体委婉、犹豫、含混。［1］(P45)即是说，女性语体最初是用来描述女性说话风格的。从性别差异出发，莱考夫就个人的体察提出了“妇女语言”的概念，之后又提出了“妇女言语”的概念，并总结出了妇女言语的六个特征：1)女性更多地使用附加问句；2)常用闪避词，如“I think”，“I guess”等；3)常用强化词，如so，very，really，absolutely等；4)更多地使用礼貌用语以及符合祈使句等客气句式请求对方；5)女性使用颜色名称比男性多；6)多使用女性修饰词，如女性喜欢用sweet，lovely，divine这类女性修饰词来表示“好极了”，而不用男女通用的great等词。［2］莱考夫的这些总结虽然缺乏统计学的数据支持，但为衡量女性言语的特色提供了标准。 　　那么，“女性语体”概念的提出和范畴的界定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如上所述，莱考夫的“妇女言语”概念将研究范畴规定为女性的言语。此前，克莱梅提出过“女性言语”，［3］后来斯密斯使用了“妇女语体”。［4］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祝畹瑾提出了“女性语体”，她指出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不仅仅限于妇女话语。［5］(P114)因此，女性语体的研究范畴便突破了语言性别差异，而进入到由“权力”驾驭的社会环境和影响说话人状态的交际情景中。 　　通过以上的术语界定，我们发现，最初引起人们对女性语体兴趣的就是性差言语交际中产生的语体变异，因此首先应当对其中的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其一，“语体”。语体是指同一语言品种（标准语、方言、社会方言等）的使用者在不同的场合中所典型地使用的该语言品种变体。其二，性差言语交际。性差言语交际也称之为语言的性差交际，即指异性言语交际，与性差心理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中，性差(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和深刻的。它不仅影响着人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等外在表现，还深层次地决定了人们的心理结构、权力意识和身份认同感。在语体变异的社会化过程里，女性语体的嬗变和自我确认始终未能脱离社会环境。 　　二、社会化的环境、实现与语体选择 　　社会化，即社会个体通过社会的交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的文化，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社会环境指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民族、文化等背景，以及说话人进行言语交际时所处的情景。前者是指大环境，后者是指小环境。我们认为，社会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域、文化、性别、身份等因素发生改变，下面首先来分析大环境和小环境这两个变量。 　　（一）环境 　　首先是大环境，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民族、文化等背景。如果从性别来划分社会主体，首先可分为男女两大群体。不同的群体就会产生地位上的不平等，从言语交际中可以考察出不同群体的属性。在性差交际中，女性面对的往往是失衡的、不对等的交际对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父权制特征，以及社会成员(包括女性)的父权制意识的控制。种种父权制意识夸大了男女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