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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及其意义 　　摘 要：清中叶之前，词集笺注一般重在注解语辞典故，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重在人事考订，笺注转向注重知人论世，为编年笺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民国时期，随着新学术思想的影响与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极大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既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民国；词集；疏证；编年笺注 　　作者简介：甘松，男，文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词学研究；曲景毅，男，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汉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词集编纂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2CZW053；合肥师范学院“136”人才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词集编选与笺注研究”，项目编号：2014136SKC02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30-08 　　编年，是在考订作品作年基础上，按时间顺序编排作品的一种文献编辑方式，自然要关注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笺注，本为解释疏通文义而发。疏通文义，明了字面文辞，也要兼顾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所谓“知人论世”是也。由两者结合而成的编年笺注，自然也以关注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为自身重要特点。古人解诗，已注意到此。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汇笺序》评东汉郑玄笺《毛诗》云：“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治古诗如是，治后世诗亦何独不然？”[1]（P76）张伯伟指出，自宋代开始“知人论世”就在批评实践中得到大规模的体现，并以“纪事之体”和“年谱之作”的兴起为其主要标志。[2]（P67-68）其实，宋人整理诗歌时广泛使用编年笺注的方法，也是对“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文学思想的运用。如鲁?《编次杜工部诗》、赵彦才《新定杜工部古近体诗先后并解》等都是按年月编次，另如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施元之、施宿父子《注东坡先生诗》等本朝诗集注解，也采用了编年笺注的形式。清人整理诗歌文献，对编年笺注这一方式的认识以及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1总体来看，由宋至清，诗歌编年笺注这种文献整理方式已趋成熟。 　　词集（本文主要指词别集）编年笺注则明显滞后，直至1910年朱祖谋整理的《东坡乐府》刊行，词集编年笺注才初具雏形。词集缺少编年，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早期词作多用于娱宾遣兴，作品所涉之人、事、地线索不明，难以编年；二是词较之诗文，文学地位卑下，文人学者于此道多不措意。然而，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又颇令人瞩目，短短二三十年间，就有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2、梁启勋《稼轩词疏证》以及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等一批成果涌现，其中不乏典范之作。有学者指出：“编年和笺注是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在具体的资料工作和综合性的理论、批评工作之间架设了桥梁，因此是20世纪词学研究的重要方面。”[3]（P12）而合二者为一体的编年笺注，是20世纪词集（尤其是词别集）整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梳理近百年词集文献整理不容忽视的内容。 　　目前学界对词集编年笺注体例之兴起、发展、成熟的细节、动因及词学意义尚缺乏细致、深入的探讨。词集笺注作为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传统词学时期，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自身的完善，如词集笺注的体例与内容由单一性走向综合性，由普及性逐步走向学术化[4]，进入20世纪之后，新的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则成为词集笺注新变的重要动因。编年笺注作为民国时期词集整理的新发展，其背后动因也应主要从这两方面去寻找。 　　一、词集疏证：编年笺注之先导 　　词集笺注从宋代到清末的发展变化，大体可以清中叶为限，此前的词集笺注主要是通过征引典源以明文辞之工，而清中叶之后，词集笺注则转向注重知人论世，这种转变为词集编年笺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宋人词集笺注现存傅?帧蹲⑵麓省贰⒊略?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以及附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中的胡?a注《无住词》。这些笺注本的基本情况，学界已有研讨，本文根据各书序文可以探知宋人对词集笺注的认识与理解。刘肃《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序》云： 　　辞不轻措，辞之工也；阅辞必详其所措，工于阅者也。措之非轻而阅之非详，工于阅而不工于措，胥失矣，亦奚胥望焉。……措辞之工，岂不有待于阅者之笺释耶？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