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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偏堡子文化源流 　　【摘 要】在东北的新石器时代，下辽河流域文明发达，继新乐下层文化之后新出现了一种新的土著文化--偏堡子文化。偏堡子文化是有着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的发现丰富和发展了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也对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偏堡子文化的源流问题，对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关键词】典型遗址；来源；流向 　　一、偏堡子文化的典型遗址 　　偏堡子文化的典型遗址主要有：新民偏堡沙岗遗址、新民高台山遗址、肇工街遗址、三堂遗址等。 　　新民偏堡沙岗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东南部，距辽河20里的冲积层沙丘[1]。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其中陶器陶质以夹细砂红褐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粗砂陶器，质地坚硬。出土陶器器形以容器居多，可分为：筒形罐、带耳陶罐和钵。常见纹饰以刻划纹和附加堆纹陶片居多，纹饰多在口沿或者腹部。出土的筒形罐，形制为大口、直壁、深腹、平底。纹饰特征明显，在距口沿下方一段距离饰有横向附加细泥条堆纹两周，腹部饰有纵向附加细泥条堆纹，且距底部有一定距离。 　　东高台山遗址主要分布在沈阳新民县北部东高台山南台地上[2]。以 80 北扩北壁地层为例，可将地层分为6层，其中第5层为偏堡子文化层。第5层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部分为夹砂灰黑色陶片。也有一定数量的夹滑石红褐陶、灰褐陶。主要器形为筒形罐、陶壶、陶钵。筒形罐可分为A型大口深腹罐和B型小口鼓腹罐两型，以A型大口、直壁、深腹、小平底造型居多。A型大口深腹罐依据口沿外纹饰特点可分为三式。Ⅰ式：直口无沿，口沿外无纹饰。直口、深腹、平底，腹部饰有一周刻划“回字形”纹；Ⅱ式：口沿下方饰有两到三周横向附加细泥条堆纹，直口、深腹、平底，腹部饰有纵向附加细泥条堆纹与刻划纹组合；Ⅲ式：叠唇罐，口沿外饰有叠唇一周。直口、深腹、平底，腹部饰有纵向附加细泥条堆纹、纵向附加细泥条堆纹与刻划纹组合。除筒形罐外，东高台山遗址出土的陶壶也具有明显特征。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小口、细颈、鼓腹、小平底。颈部饰有绳索状附加堆纹一周，腹部饰有刻划纹带，腹下饰有横向附加堆纹一周。 　　肇工街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肇工街[3]。该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夹云母和滑石陶片，陶色以红褐色陶居多，少量褐色和灰褐色等。陶器均为手制，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根据出土陶器残片可推断器形有筒形罐、陶壶、陶钵和陶盆。 　　三堂遗址位于瓦房店市长兴岛西部，隔海与辽东半岛相望。结合地层堆积及出土遗物看，大体上可将三堂遗址分成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4]（为区别原发掘报告，本文将属于偏堡子文化的三堂遗址第一期文化以三堂遗址第5、6层来概括）。出土陶器以夹滑石、细砂、和云母陶为主，亦有少量泥质陶。红褐陶为大宗，灰褐陶次之。手制。可复原器形有筒形罐、壶、钵、碗和盂。筒形罐以大口、深腹、平底为主要造型。筒形罐出土数量最多，约占出土陶器总量的93%（包括复原器及口沿）[5]。 　　二、典型遗址年代分析 　　对于偏堡子文化各典型遗址而言，有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三堂遗址。三堂遗址第4层的出土遗物与大连长海县小珠山文化第五期和郭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郭家村遗址上层的碳十四测定数据为距今4180士90年，三堂遗址第4层的年代与郭家村遗址上层的年代应大致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三堂遗址第5、6层偏堡子文化的年代上限大体上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 　　新民东高台山遗址第6层所代表的东高台山一期文化，学界已基本认同其与新乐上层文化相类似，估计其年代应为距今6000年以上。而第5层偏堡子文化的年代就应晚于东高台山一期文化，因此，推测其年代应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在三堂遗址并未发现有东高台山遗址相类似的之字纹，这种纹饰只出现在小珠山下层，这就说明东高台山遗址第5层要早于三堂遗址第5、6层。 　　对于肇工街遗址的筒形罐而言，器身的附加堆纹纹饰已被篦形纹所取代，因此，其年代应晚于东高台山遗址第5层所代表的偏堡子文化。而后者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那么，肇工街下层文化的年代就晚于东高台山遗址第5层。而从器物及其纹饰发展演变规律来看，肇工街遗址下文化层的筒形罐的叠唇部已与口沿重合为一体，制作手法流畅，筒形罐器身已不见附加堆纹纹饰，而是被篦形纹所取代。据此分析，肇工街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应晚于三堂遗址第5、6层。 　　我们从器物表面的纹饰及其器物组合来分析遗址的年代，偏堡子沙岗遗址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物组合为筒形罐、带耳陶罐及陶钵，纹饰以附加堆纹为主，这些都与高台山类型墓葬出土的陶罐相似，也就是说该遗址存在早晚关系。偏堡子沙岗遗址的年代应为距今5000年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偏堡子文化各典型遗址的年代早晚，即偏堡子沙岗遗址→新民东高台山遗址第5层→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