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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转型困境 　　[摘要]在传统的东亚地区，李氏朝鲜是个比较典型的儒教国家。权力与文化高度融合，构成了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塑造了超稳定的传统秩序的同时，也给李氏朝鲜向现代国家转型带来了根本困境。在外力的作用下，李氏朝鲜最终解体，为其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战后韩国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顺利转型。 　　[关键词] 儒教国家 政治文化 转型困境 文化变迁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张建伟，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地区政治文化比较研究》（05BZZ020）阶段性成果。 　　引 言 　　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作为韩国的前身，李氏朝鲜是典型的儒教国家，故有“小中华”的美称。近代以来，东亚的儒家世界遭遇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被坚船利炮强行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此大背景下，李氏朝鲜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只好被迫打开国门进行变革。然而，李氏朝鲜的自主现代化之路被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打断，直到二战结束后，韩国才开始自主迈向现代国家的步伐。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韩国先后实现经济腾飞和政治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工业社会，从军人主导的威权政治转型为文官执政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韩国的儒家文化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和复兴，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 　　从当代韩国的现实来看，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是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经过适应性的调适与变迁之后，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处于和谐共存的状态。与中国相比，儒家文化在韩国没有遭遇过跌宕起伏的命运，韩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也更为稳健和顺利；反观中国，从“五四”到文革，儒家文化不断遭到激进而彻底地批判，结果却是现代化道路的一波三折。这一强烈对比所蕴含的深刻逻辑就是，任何民族都无法通过彻底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来谋求现代化，只有在尊重自身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性发展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毕竟不是单一的线性历史进化模式。但同样不容否认，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和李氏朝鲜这样的儒教国家，都曾以批判传统儒家文化作为突破口来谋求现代化，没有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任何试图突破传统制度框架的改革都难以顺利启动。于是，东亚国家充满悖论的命运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不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现代化寸步难行；而另一方面，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样举步维艰。而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东亚儒教国家这种充满悖论的命运呢？儒家文化需要经过一番怎样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内源性发展？[1]（7）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考察韩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变迁，为上述问题提供尝试性的解答。 　　一、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演变与特征 　　从历史来看，韩国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主要成员之一，儒家文化是其主流的政治文化。因此，要想理解韩国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首先要考察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结构特征。 　　1、儒家文化的创生与扩展 　　文明的演化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逐渐告别了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的同一状态，获得了语言和思维。借助于语言和思维，人类获得了对自身的反思能力，从而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想象，来创建独特的精神（意义）世界。只有获得了精神（意义）世界之后，人类才算真正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区域的圣贤们，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思想的突破，为人类构建出几大不同的意义世界，奠定了后世几大文明的基本格局，这就是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东亚地区，实现此种突破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及战国时代的孟子。他们创立的儒家学说，经过时间的积淀和空间的扩展，构成了东亚的政治文化乃至其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核，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儒家学说的创立，使东亚地区得以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独具特色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许倬云先生对此有较高的评价：“用文明的开端作为界限，在这条线的前面，人只是‘活着’，过了这条线，人方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如果以这条界限作为阴阳界，一边是迷茫，一边是清明，则孔子为中国及其近地区的人类点亮了一盏明灯。”[2]（258） 　　儒家文化得以在东亚地区传播和扩展，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创生时间。文明创生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扩展的范围。儒家文化的创生时间较早，因此，它可以较容易地从中心向外辐射，占领古华夏周围那些尚未开化的地区。一旦初始性的空间占据得以实现，代际间的纵向传递就会得以发生。这样，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儒家文化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