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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红旗上天血吸虫入地 　　大跃进年代，余江县的头号敌人是钉螺。余江全县人民挖山不止，树起血防的第一面红旗,毛泽东闻之“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送瘟神”，其中“六亿神州尽舜尧”，描绘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民战争”方式对付疫病灾难的新体制。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诗前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由此，赣东北小县余江名扬神州。因为这两首诗，在不少中国人的记忆中，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1950年代，通过高效的政治动员，余江县组织全民灭螺，短时间内“根除”了血吸虫病，树起了全国防疫战线 “第一面红旗”。然而，50年过去，在红旗耀眼光芒的背后，中国绝大多数疫区的血吸虫病肆虐至今。 　　 　　钉螺成为政治敌人 　　 　　血吸虫，寄生在钉螺内，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危害肝、脾等。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俗称大肚子病，疫区主要分布在江南，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湖区最为多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病人约1000多万。 　　1951年3月，江西省卫生厅的医师章祖宪、检验员齐绍武通过调查，首次证实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余江县血防史志记载，从1919年到1949年，余江近3万人死于血吸虫病。 　　78岁的蓝田坂村农民刘金元回忆，因为“大肚子病”，在他16岁那一年，村里5个年龄相仿的伙伴病死了。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挺着大肚子下地，每亩地只能收获数十斤稻谷，当地传唱一首小调：“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除了削弱农业劳动力之外，因血吸虫病的流行，在解放军南下作战的时候，还使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 　　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虫防治所迁至余江县邓埠镇，设立余江县实验区。 　　同年1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为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成立后，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自上而下，构成了一个政治挂帅、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次年4月，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上海会议结束17天后，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成立。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1月，一张大红布告贴在县政府所在的邓埠镇街头，内容是中共中央批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当年的县委书记李俊九说，“张贴不张贴，我思考了几天几夜，当我看到疫区人民把消灭血吸虫病当成他们土改后的‘第二次解放’，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政治动员，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结合在一起。在余江的“送瘟神”纪念馆，陈列着当年控诉“旧社会”罪恶、消灭血吸虫的20多张“契约”。内容大都是因病致穷，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济”，或“无钱用度”，只好卖田卖地，故“两者情愿，特写卖文为据”。 　　一首新创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平定区委副书记陈克旺，连续多天做消灭血吸虫病的政治报告，做到“嗓子沙哑”，讲演完后，老乡们振臂高喊，“不消灭血吸虫病不是好汉！” 　　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科学处理粪便，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人畜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当时人们大都认为，三种控制途径相较，消灭钉螺最容易见效。”余江县血防站原站长毛惠人回忆道。于是，学生、工人、农民，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地捡螺。 　　钉螺已经被上升到敌人层面。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可捡螺2两。而余江血防站实验组几天捡回的钉螺，集中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