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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诚念终当相遇 　　衡山宾馆门前的大广告牌灿然亮起时，我正左顾右盼地穿过面前的车水马龙，绕到高大的吴兴公寓背后。这里竟有一方草坪，花木宛然。我的心里有一点安静。此时，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了。薄暮中那熟悉的白Ｔ恤、白球鞋，越发地鲜明起来。同时，他也很快发现了我，我就会听见他打招呼，那是舒展、响亮、厚实的男中音――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在这里跟他见面，陪他一起散步，看着身边的楼影消融于温柔的夜，看着脚下的青青草，渐渐发黄，又渐渐转绿……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收获》杂志的编辑要我写王元化先生，不知为何，我的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上面这幅图景。心目中的他，总不是一副青灯苦读的老儒生模样，他的形象总是与春天的青草地、与夜色背景中的白Ｔ恤白球鞋联系在一起，总是不断走动着的同时不断地思索着的样子。他的步子硬朗，且总比一般的散步者更显得有些急促有力。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先生捧读高文大典、挟册呻吟的时候。虽然，在我为他查找资料时，曾发现他的线装本《十三经》有密密的五色标点；虽然，我更知道他有几大本满满的关于Hegol的读书笔记。我常常想，先生属于那样一种学者：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生活道路的确限制了、干扰了他们的学问世界，但是同时，他们又深受其厚赐，因而凝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学思风格。当他们回首往事时，他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懊悔，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也充盈着对于他们所纠缠、所执著的时代的复杂的情愫，因为他们知道，这当中有许多其实是不必悔的。恰恰因为他们将其时代生命的体验一点一滴融入其学问生命之中，因而，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言也切，这正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未能企及的。或许真如吾国先贤老子所云：天道其实并无所谓亏盈。 　　我在这篇随笔里，应尽可能地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而不应以陈词滥调去欺瞒先生以和读者。就以先生为例罢，他在研治古今文学理论的巅峰时期，忽然停止了，进而扩展到文化评论。这着人先鞭的举动，吸引了大批青年人。尤其是在今天，“文学评论”的范围，渐已扩大到一切作品，包括哲学、社会理论、学术思想等等，早已不是旧的“文学”的概念所能容纳的时代。先生的学思历程，尽管没有尽其能事，致其曲折，却也不期然而然地暗合了学科的内在生命。可是，这却也不是先生所能自己左右自己的，甚而不是先生所愿意的，而是他的时代以及他身上的思想传统之推转运移之力所使然。中国的学问与西方的学问，我以为在一个根本点上有所不同。西方学人的终极关怀，可以与他们的现实关怀分开，而中国学人则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其终极关怀与其现实关怀，往往是合而不分的。先生正是此一传统中人。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惜乎今人狃于西学偏见，识此者万无一人。昔人论梁任公先生与中国五十年之时代问题不能绝缘，因而影响其学术成就。陈寅恪先生深不以为然，为之辩诬云：先生“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时代问题绝缘，“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寒柳堂集〈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正是通识。 　　还有一个传统。中国的学问，自孔子开始，就讲究学思并重的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文献功夫与思想功夫并重。先生这两种功夫都很好，他关于《文心雕龙》等的考辨与论析，在学术界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先生的学问风格，却不能不说是思想功夫第一、文献功夫第二。这样他就常常写得比一般书斋里的学者苦。记得冯芝生对钱宾四先生说：先生著书，乃古人之说大字，自己之见小字。我著书，则自己之见大字，古人之见小字。元化先生也是属于要写大字的人。而且，他处于一个新学说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又绝不受各种走马灯式的新学所诱惑，所以他写得很苦，而且不能成为一个“高产”的学者。但是只要我们想到，有不少高产的学者，却对于时代与生命漠不关心；有不少追逐时尚的学人，却无奈成为时代吸尘器中的灰尘。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尊重他，更生出发一份真心的敬意，而不是发自学生的本能的崇拜。 　　73岁的老人了，先生的心情却不像一个老人。他的思想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条船，不断向前方划进。近年来，他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倡导研究近代学人，表彰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为学者最重要的品格，提出对于“五四”传统与众不同的新见，提出中西文化异质的新见，以及大胆对自己的旧著重新反思，其思想之勇锐，思考之严肃，体现了一个古稀老人尤为可贵的思想家品质。想想我们现在的青年，都会成为老人，但我们会不会有像他那样的一种精进的生命呢？正如他的散步，是绝不会找到一个清凉的地方，点上一支烟斗，坐下来摇摇大蒲扇，休息休息，观赏观赏风景。不，他总得不停地走，他也没有烟斗与大蒲扇。有一次，我有些倦了，有意识落后了几步，瞧着他的背，自己问自己：中国历史上，这号气分的人物，究竟有哪些呢？ 　　我不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