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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禅农并举到禅商并举 　　摘 要：如今少林寺推行的“禅商并举”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寺院发展模式，所谓的“禅商并举”事实上就是“禅农并举”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一种适应和表现。本文主要通过对“禅农并举”的探讨，以期理解当今少林寺的商业现状。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少林寺；禅农并举；禅商并举；禅宗 　　德国《南德意志报》在2009年8月12日关于少林寺的报道中曾使用这样的标题：“中国佛教寺院：废墟上的经济帝国，少林寺不仅是功夫中心，也是中原的‘资本主义’。”[1]现在的少林寺一改人们对于寺院青灯黄卷、静坐苦修的传统印象，创立少林公司、注册少林商标、拥有自己的电视制作公司和电子商务平台；武僧团把“功夫秀”带往世界各地，少林俗家弟子遍布全球。现在的少林寺完全是一个架构完备的集团化企业，旗下拥有专门的外联处、寺务处等机构，在2002年美国探索频道为释永信拍摄的电视记录片中，将“方丈”一词翻译为CEO。如此高度商业化的寺院经济发展模式引起大量争议，佛门圣地被卷入市场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中也导致社会舆论界质疑声不断。但如今少林寺所实施的“禅商并举”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寺院发展模式，它自禅宗传统的“禅农并举”发展而来，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 　　一、“禅农并举”的农禅制度 　　所谓“禅农并举”，就是把农业劳动和参禅结合起来的禅法，也称农禅制度，它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制度的形成来看，它孕育于禅宗四、五祖道信、弘忍时期，实践于马祖道一时期，完成于马祖的弟子百丈淮海禅师，之后兴盛起来。道信、弘忍提倡的“坐作并重”是农禅的雏形，发展到马祖道一法师时期，他提出的“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的禅理成为实践农禅的佛理基础。“即心即佛”，就是众生自心含藏万法，世间万物皆是佛性的表现，由此众生包括行住坐卧在内的一切施为、现象皆是佛性的妙用，所以成佛不假外求，只要回归自心便可成佛。而“平常心”就指的就是本然的自然之心，也就是无污染、不造作、去执著的众生自心。这些禅法理念使禅走入日常生活之中，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吃饭穿衣，即是佛性，在劳动作务中渗透禅机。 　　另一方面，传统的禅定修行将出世和入世置于二分对立的地位，讲求摒弃一切外务，专心坐禅、调身、调息、观于一境而守心的禅法。而农禅将出世和入世视为一体，所谓“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其中不溢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2]实践“于世间出世”之理，即永嘉禅师所言：“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禅宗打破了佛教传统的出世退隐后凝然静坐的修行方式，将禅修与日常生活、生产劳动融为一体，农禅由此得以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也为僧伽从事世俗事务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社会背景来看，在原始佛教戒律中，无论是储备日常用品还是储蓄金银财产都是不被允许的，要求僧人修“头陀行”，以乞食为主要生存来源。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视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历代帝王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其重要国策，这种重农倾向使得中国产生自给自足的文化品格，乞食的生存方式令汉人所不齿。再加上受社会宗法制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封建王权也难以容忍一个团体可以与尘世脱离，不事生产，不受王权监管，因而佛教很难保持其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独立性。而“禅农并举”的确立让僧众可以通过从事农耕以实现自养，从而使僧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外部的依赖，强化了禅宗的生存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禅农并举”是禅宗发展过程中一个势所必然的事情。 　　二、“禅农并举”与寺院经济的关系 　　“禅农并举”是佛教在其传播中适应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是说，“禅农并举”产生之前的中国佛教就完全遵守原始的佛教戒律，只能说是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佛教为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进一步妥协。在唐代农禅制度才被正式确立，而从东晋时期的寺院就已经涉足兴贩营利，有的寺院还从事质押和放贷经济，南北朝时期寺院的“质库”则被认为是中国典当业的源头。资财富裕的寺院从事借贷活动，既可慈善救济，解困生民，又可生息积财，供养三宝。发展到隋唐时期，寺院放贷已经很普遍了，主要有质押借贷和生息借贷两种。唐代敦煌寺院还实行实物借贷，贷出的物品主要有谷物和织品两大类，提供给借贷人生产或生活所用，一般利率为50%，即春季借二秋季还三。[3]对于当时的富贵人家来说，向寺院施舍本钱创立质库已经是十分普通的投资事业。单由放贷业我们就可以窥见寺院经济至唐代已是相当发达，但寺院经济的发展难免与政权赖以生存的地主经济产生矛盾：一方面它与国家争夺劳动力和土地，另一方面，寺院经济集聚了大量钱财，僧尼生活富足，吸引了大量好逸恶劳的逃避赋役者致使僧人鱼龙混杂，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构成威胁。汉唐之际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国家与寺院经济严重冲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