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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研究 摘 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整个诉讼制度和诉讼活动围绕着审判而建构和展开,要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在此背景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必将成为常态。然而,这种作证方式尽管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却在司法实践中步履维艰。侦查人员正在经历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磨合过程。以侦查人员为调研对象,研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实施效果,可以为规范侦查行为,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供参考。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侦查行为的延伸,也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应有之义。其通过侦查人员亲自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和交叉询问,解决与侦查行为有关的争议问题。这不仅有助于认定相关事实,实现实体公正,还有助于惩罚和遏制非法取证,保障程序正义。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建立起完善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发展缓慢,难见实效。笔者以苏南某公安分局为调研单位,通过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在考察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开展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和反思侦查人员在出庭作证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并借鉴域外立法和实务经验,提出规范侦查行为,完善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已近三年,关于侦查人员在刑事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实例也偶见报端,但总体而言,仍属凤毛麟角。以该分局为例,其现有侦查员150名,自2013年以来,共侦破刑事案件近6000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为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研究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关于侦查人员的证人地位虽已得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认同,但就立法者而言,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从具体法律规定的用语可见端倪。2010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而其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则表述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前者明确指明的侦查人员的证人地位,而后者却模糊了这一定位。究其原因,在于侦查人员作为证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例如:侦查人员作证与普通证人作证在权利、义务上的差异何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作为替代性手段的“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属性如何?侦查人员作证是否享有豁免权?公检法机关的制度架构对侦查人员作证有何影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能存在哪些困难?在问卷调研中,关于是否认同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的问题,有39%的侦查人员选择了“否”。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与一般证人有何不同的问题,90%侦查人员未作回答。总之,理论研究的缺位必然引起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及制度性冲突。这可以说是当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效果不彰的深层次原因。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既有规定尚有欠缺 首先,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尚没有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外乎三种情形:作为目击证人证明犯罪事实;对案件量刑事实提供证言;对存在争议的程序事实提供证言。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调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只是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那么,该如何理解“出庭说明情况”呢?如前所述,虽然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都一致认同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但毕竟法律没有明确宣示。而法律的明确宣示是具体制度建构的基本前提。另外,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这一规定似乎意味着,由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同,其身份亦有差异。 其次,既有法规对于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责任承担缺乏具体规定,而只是要求“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义务是与不利的法律后果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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