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士人的生活经营及雅俗的辩证.docVIP

PAGE PAGE 45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文人文化的發展與流行可以說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明清時期許多顯要的文化現象的轉變都和文人文化的發展有所關聯，深入理解文人文化，是掌握明清文化的重要切入點。事實上，「文人文化」也常被用來指涉當時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可以說文人文化的龐大身影實籠罩著繁複的明清社會，諸多文化表現皆可見其投影。但是，這個多所影射，以致可能流於空泛指涉的「影像」，是否有其「實體」呢？文人文化的真正內涵為何？其所包含之具體內容是什麼？「文人文化」與「文人」究係如何關聯？是「文人」在界定「文人文化」呢？還是應該由「文人文化」來界定「文人」？或是兩者可以相互界定？如何界定？而這種界定具有什麼社會意義？凡此種種問題都是在實際解析文人文化上，值得而且需要詳加思考的，而且這種思辯必需落實在具體的生活層面上來進行，也就是說探究文人文化之內容的界定與發展，需要將之歸納於個人生活情境的經營與社會文化情境的發展這個脈絡下來思考，從這個具體的生活面出發來思考文化的內容、形式及發展的問題，才能對文人文化有全面性、結構性的理解，而如此理解文人文化也正是切入明清社會文化，深入理解內涵與發展的要訣。社會上積滯大量上升不易的基層士人，蔓延、滲透於各個社會角落，活動其間，牽引、動搖整體社會的發展，這是明清社會結構的重要特色。基層士人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同時，更發展出一套專屬於他們的文化形式──「文人文化」，他們藉此文人文化來自我表現、相互標榜、彼此認同。這套文化的形成與內涵實與其生活形態有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可以說：文人文化是從士人的生活經營中開展出來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文人文化乃具體化於士人的生活經營中。探究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特色與內涵，並進而思考其中文化與生活的關聯，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明中期以來，「才子佳人」小說甚為風行，而相應於此種文學趨勢，社會上的名士亦喜與名妓相結連理，共享風流之趣──事實上，這兩者可說乃互為因果，社會現實與文學表現之間，實有相互呼應之關聯。然而，在現實社會中試圖扮演「才子佳人」者，必須要有一套相應的生活文化以為支持，否則這個「佳話」，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可能演變為笑話。顧公燮所寫的《丹午筆記》中有一則趣談說：江南名妓蔣四娘，嫁給當時的狀元呂蒼臣後，隨夫上京過了一段「富貴」生活後，卻覺適應不良，終於返歸江南，重操舊業。對於如此外人看來幾近於「自甘墮落」的生活抉擇，這位名妓有個極有趣的妙答：人言嫁逐雞犬，不如得富貴婿。吾謂不然，譬之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婿猶雞犬也，又何戀乎？嘗憶從呂君於都下，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夜回。徒倚曲闌之間，悵望空庭之內，寂寂跫音，忽焉腸斷。此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降，亦擁之為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耦。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哉？ 顧公 顧公燮，《丹午筆記》，（南京：江蘇古籍，1985），〈名妓蔣四娘〉，頁121。總括這段婚姻的失敗，可謂：其關鍵在於生活形態的不同，生活文化的差異，判定了這段「才子佳人」神話的破滅。蔣四娘自陳其對在呂家之生活實不愜意，所謂「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一般世俗之見或許會認為，這是蔣四娘不甘寂寞，以致無法適應婚後生活，不過，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蔣四娘的指控實別具意義。它顯示：呂狀元雖在一般社會標準中，已臻富貴之境，但其生活經營，在這位名妓的眼中看來是不及格的，他無法經營出一個具有「風流之趣」的生活規模出來。也就是說：在生活上，蔣四娘有另一套「文化標準」，在此標準下，呂狀元的富貴生活，實與一般市井小民的庸俗生活，無甚差異──所謂「富貴婿猶雞犬也」。那麼，合格的生活文化是什麼呢？怎樣才是具有「風流之趣」的生活規模呢？這種生活文化又是出自那一個階層或群體的標準呢？《丹午筆記》在另一則故事中提到，另一對婚姻生活成功的「才子佳人」：錢謙益與柳如是定情之後，錢即積極為此新生活進行佈署：為築絳雲樓於半野堂之西，房瓏窈窕，綺疏青瑣。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牣其中。君於是乎儉梳靜妝，湘簾棐几。煮沉水，鬥旗搶，寫青山，臨墨妙，考异訂訛，間以調謔，如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 顧公 顧公燮，《丹午筆記》，〈柳如是〉，頁92-4。在此，靜態方面之空間布置、玩好陳設，動態方面之知性、感性活動，構成了一套真正優雅的生活形態。這則「才子佳人」的故事，唯有立足在這個舞台上，在此種文化層面上，才能真正有個完美的演出與結局。如果，我們將關注的視野擴大，超越特定個人的婚姻成敗，或生活雅俗的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錢謙益神仙眷屬般的生活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