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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丁玲南京苜蓿园
也谈丁玲在南京苜蓿园 《书城》二○一五年十月号刊登了李村的《常任侠日记中的丁玲》一文(以下简称“《常》文”),依据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出版的《常任侠日记?两京纪事》中的相关记载,对丁玲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在南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对我与王增如著《丁玲传》中一些具体时间的表述加以修正、补充。从常任侠日记中看出那时他对丁玲十分友好,一九七九年他又给丁玲写信,表示要证实丁玲在南京的清白无辜。但是,《常》文中又另外使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和“中统第四科科长万亚刚”的材料,对《丁玲传》和丁玲的《魍魉世界》中关于丁玲在南京的一些重要事实提出质疑,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写出来,与李村先生商榷。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苜蓿园房子的主人是谁 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说,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押往南京以后,“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她和冯达先是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居住,特务甚至与他们共居一厅,年底从寒冷的莫干山上回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调查科曹先生家,没有特务看管,但不能出门随便走动。一九三四年四月,母亲带着蒋祖林从湖南来到南京后,他们离开曹家,国民党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在明瓦廊住了一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一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一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一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碰见什么熟人。”一次在夫子庙小茶馆喝茶时偶遇张天翼和高植,丁玲与张天翼悄悄约定次日在鸡鸣寺见面,想打听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但没有打听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丁玲生了蒋祖慧,出医院后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以后姚蓬子到芜湖去编辑《芜湖日报》,两地分居增加了开销,丁玲这边,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要花钱,为了节省开支,丁、姚两家“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了三间房,“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几个月后“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丁玲《魍魉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常》文对丁文所述苜蓿园提出质疑:“这里有个问题,即房子是她自己找的,还是中统安排的?丁玲说,苜蓿园的房子是左恭帮她找的,‘房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但当时任中统第四科科长的万亚刚在《记丁玲》中说,丁玲搬入苜蓿园是中统安排的。他说丁玲所住的苜蓿园四十四号,本来就是中统建造的,‘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故亦绝非如丁玲所说,‘房子小,质量不高’,而是一座‘洋式平房’。‘中统特将她夫妇与姚蓬子一起,安置在那里,待她不谓不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两人说法相去甚远,谁对谁错还需要探讨。我认为万亚刚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 考诸比较以上材料,笔者更相信丁玲的说法,其一,国民党已经允许她自己租房住,苜蓿园之前她已经自己选房租房住;其二,丁玲极力想要远离、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求得自由,从她一九三四年十月之后的选房轨迹即可证明这一点。她住在明瓦廊时,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找她写剧本改剧本,她都一推再推,避之唯恐不及,还会自己跑到虎口里去吗?一九九○年蒋祖慧去台北探视冯达,冯达因颈椎严重损伤,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讲话。祖慧拿着《魍魉世界》问:这本书你看过吗?冯达点点头。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 苜蓿园房子的主人是谁?《丁玲传》里引用了傅甘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五日写给丁玲的一封信:“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苜蓿园。家中还有一些房子,由一个朋友借走,以后也不知他们又去办理何事之用。‘文革’中,便要我父亲交待与您的关系。”“在一本杂志和一书(您自传书)中,我看到一九三三年,您入狱过,经过党的营救出狱。我想大约就是关您的房子,可能是我家的余房。”(《魍魉世界》附录,《丁玲文集》第8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更为可信。 傅甘是傅焕光之女。傅焕光,江苏太仓人,一八九二年生,著名农林专家,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任南京总理陵园(即今中山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组长兼设计委员会委员,他是苜蓿园真正的房主。 至于房子的规模大小,丁玲说是一幢“五间房的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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