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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缘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 　　【摘要】通过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加码机制，各项任务的“落实责任”下卸到乡镇政府，而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和“检查验收权”，乡镇政府便在“权责失衡”中一路负重前行、忙乱应付，由此造成了乡镇政府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形式主义 “压力型体制” 监督不力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资源空耗、体制空转的“官僚制隐疾”，上下共愤、民无实惠，为何还能在不断的“声讨批判”中长期存在？其中原因值得深究。其实，形式主义，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在各种形态的管理体制中均存在。其基本的规律是：越是基层的政府单位，其所受到的上级压力愈大，形式主义作风越发普遍；越是“运动式”治理的任务，其所受到的时间压力愈大，形式主义作风越发严重。 　　由此看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形式主义泛滥，有其根本的“体制性根源”，绝非一两次“人人喊打”的“运动式治理”所能根除，更非责难干部素质和作风甚至撤?查办一两个领导所能完胜。以基层乡镇政府普遍存在甚至自身也深恶痛绝的“填表考核”为个案，我们深入辨析一下地方和基层政府“形式主义痼疾”的体制性根源。 　　层层加码、层层加压的“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不堪其压”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层级，在目前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镇五级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之上的所有上级政府都有“下发文件、布置任务”的权力，而乡镇政府是“无权驳回”、只能“照单全收”的最后单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的就是这种行政现状。但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决胜精准脱贫的关键时期，乡镇政府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信访维稳、防火防灾、精准扶贫、环境治理、交通安全、公共服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础教育……，几十项、甚至上百项各种任务，接踵、叠加而来。更有甚者，县级政府为了显示“政治重视、执行有力”，而把各项任务的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分解，一项工作往往要分解为几十项具体“量化指标”，并且都要“按月、按季度”并“全过程跟踪检查”。这便是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干部反应最为普遍的“层层加码”。 　　比如一项“精准扶贫”项目，就会细化量化为几十项“量化指标”，而每一项“量化指标”都要“登记造册”。所以基层干部形象地比喻为“上面千个锤，下面一个钉”，而最终所有的锤子和板子全部都要“打到乡镇政府的头上”。使乡镇政府“忙于应付”“疲于应付”，而又“不得不应付”，这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形式主义应对”埋下“体制性伏笔”。 　　层层追责、层层下卸责任，乡镇政府成为“最终责任承担者” 　　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追查责任，正在并已经日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在这种“层层加压、层层追责”的体制下，“基层治理责任”最终谁来承担呢？最终各种“责任”还是依靠行政层级“层层下传”。中央追查省级的“责任”，省级追查市级、县级的“责任”。县级政府作为县域治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又是怎样承担和分解责任呢？ 　　一是县级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都可通过各种“责任书”，把本应由各个职能部门完成的“任务”，逐项逐条地下放落实给“乡镇”，但“项目资金”和“项目检查验收”的各种权力，还是掌握在各个项目专项办公室和职能部门。“层层责任状”也就变成了上级部门的“层层免责单”。 　　二是乡镇政府对县委、县政府及其各个专项办公室，以及教育局、环保局、财政局等各个职能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责任状”，只能“无条件服从”，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无论哪个专项办公室或职能局，都掌握着不少的“专项资金和资源”，都是乡镇政府“不敢得罪”的上级部门。 　　通过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加码机制，各项任务的“落实责任”下卸到乡镇政府，而县级政府及其部门则掌握着绝对的“资源分配权”和“检查验收权”，乡镇政府便在“权责失衡”中一路负重前行、忙乱应付。 　　由此，顺着行政层级链条，乡镇政府成为“没有回旋余地、责任不可再分”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上级的每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保证自己所管辖的“任务责任”按期完成，都会不断地到基层乡镇“督促检查”。这便形成了所有基层乡镇应接不暇的“检查大军”：中央检查组、省级检查组、市级检查组、县级检查组、扶贫检查组、教育检查组、环保检查组、安全检查组、维稳检查组……等等。各种各样、不断追查责任的检查考核，也成为疲于应付的乡镇政府“生产”各种“形式主义应对”的土壤。 　　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责任，“运动式”治理成为乡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式 　　作为“任何责任”都无法“推卸”的基层治理单位，乡镇政府要把各式各样的任务和工程落实到乡村社会。但同时，任何“责任的板子”，都能“打到”乡镇政府的头上。经过我们在全国各地不下一百个乡镇政府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乡镇政府的基本运行状况和治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