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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研究 　　摘要：参政党是政治协商的核心主体之一，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政党的协商能力是影响政治协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参政党只有不断提升协商能力，才能实现从协商“载体”向协商“主体”的转变，真正发挥协商民主建设主力军的积极作用。参政党协商能力的形成要素主要是政治把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大环境的局限和自身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参政党协商能力的提升相对缓慢：协商组织管理能力不强，协商动员能力不强，协商意见转化效力不高，协商议题代表力不突出。加强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要不断增强政党意识和政治共识，健全规范协商工作管理机制，提高协商组织和动员能力，增加协商锻炼和参与机会。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 四个全面；参政党；政治协商；协商能力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17-07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参政党是政治协商的核心主体之一，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政党的协商能力是影响政治协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参政党只有不断提高协商能力，才能实现从协商“载体”向协商“主体”的转变，真正发挥协商民主建设主力军的积极作用。 　　一、协商民主及其发展 　　（一）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曾被译为“商议民主”或“商谈民主”，后被通译为“协商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1]。此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介入讨论。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倡导者。西方学术界兴起了研究协商民主的热潮。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中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公共理性基础，并为公共理性制定了具体的规则。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等著作中提出了相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第三种民主模式，即协商政治模式。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在一些关键要素上达成了共识。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的一种民主模式。其兴起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和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困境的回应，是行政领域民主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初步形成了五种主要的实践形式：政党协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协商、大规模协商会议等[2]。其中，政党协商是多党制国家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之一。比较和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参考意义。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更长的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传承，为协商议政带来了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民族共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从西方国家“舶来”的，而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长期演变的结果，是中国各先进阶层、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及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发展的一种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在实践中提炼和建构理论体系的道路，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产物。 　　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获得了蓬勃发展，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愈加成熟。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发展变化，在党内文件中作出了相应的表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把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予以明确。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协商民主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分为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和社会协商等。从目前的实践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