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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新义 勉求忠实 　　近年来，国内宋史界开始日益关注对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反思。这种自觉局面的形成，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两方面的因素是互为表里，交相影响的。一是宋史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不少问题已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在新史料突破困难的情况下，方法的反思遂成为史学创新的自然诉求。二是伴随社会的变迁与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学自身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比如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等等。如何从这些分支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更好地拓展史学研究的视域和路径，是宋史界必须直面的新问题。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毫无疑问，当前宋史界的这种自觉是极其必要的，而且必将给研究带来积极的变化。须留意的是，在当前集体反思的环境下，学者不要因此滑向矫枉过正。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方法论的探讨，不可能取代对史料的阅读和理解；具体问题的挖掘，也不可能取代通贯的考察；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的兴起，不可能取代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的进一步探索；“向下看”的努力，如果成为割裂的、孤立的研究，也不可能逼近历史的本相。惟有抱谨慎、务实和包容的态度，宋史研究才会更加深化，更趋于丰富多元，百花齐放满园春。 　　2007年6月，何忠礼教授的新著《宋代政治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属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选题不算新颖，也并没有对研究方法等内容作出专门的回应，但笔者在阅读这部近六十万字的著作过程中，仍不时感觉有许多的启发。掩卷沉思，以下几个方面或可谓之这本新书的贡献和特色。 　　 　　一、取削有度，脉络分明 　　 　　该书除“绪论”部分总叙宋朝的地位与影响外，共分为十七章，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紧扣政治史的主要线索，阐述了自北宋建立至南宋灭亡的历史。两宋320年间历13世18帝，政事丛脞，如何取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著者虽没有明确说究竟拿什么作取削的标准，但如果将新书与其旧著《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简单的对比，我们即可了解新书更注重史事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也更突出著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以高宗朝的政治为例，旧著将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与游寇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所占篇幅较大，而新书则对相关内容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仅压缩为一节。类似的削省也体现在对孝宗朝、理宗朝的政治叙事中。著者做出这样的调整，显然不是无意识的。有关宋代农民起义诸问题的讨论，前人的研究积累已相当充分。南宋农民起义的次数固然很多，但“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多的不过上万人，少的只有几百人，其活动范围多限于一州一县之内，个别跨越数路的农民起义，也多发生在这些路的交界州郡”(第524页)。即便是钟相、杨么起义，人数多达二十万，其主要活动范围也没有逾越洞庭湖周围。因此，著者不囿于旧说，在新书中略去许多细节的描写，不仅无损于对南宋阶级矛盾的总体认识，而且使全书行文更加简洁，章节布局亦更为紧凑合理。与此相反，由于高宗“内禅”事件关系王朝的皇位承继与内政外交的变化，对稳定南宋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较之于旧著，新书围绕这一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对“内禅”真实原因的分析更加透彻。(第414~415页) 　　两宋王朝一脉相承，制度方面多有沿袭，但就其具体的政事演进而言，北宋与南宋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该书著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北宋立国之初，一方面统一了全国，另一方面，为纠唐末五代以来的弊政，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逐步确立了“祖宗家法”。但自太宗朝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显现，这一窘迫局面在真宗朝进一步加深，至仁宗朝最终形成。关于宋朝“积贫积弱”一说，有学者曾提出大胆的质疑，但似尚无充分的证据能够推翻此说。北宋的士大夫对此也毫不避忌，王禹??、宋祁等人就较早针对“冗兵”、“冗吏”、“冗费”有过清醒的批评。可以说，“积贫积弱”的困境直接促成了北宋中期以来的变法运动，先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要求整顿吏治、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等等；继之以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更直截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这一场变法运动几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变法运动衍生出的旷日持久的党派之争，又成为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把握“积贫积弱”问题是理解北宋政治史的一个关节点，那么，把握和战问题就是理解南宋政治史的一个关节点。“澶渊之盟”的缔结，结束了辽对北宋近半个世纪的侵扰，彼此维系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与此不同，由于先前“海上之盟”的裂痕与“靖康之变”的屈辱，微妙的宋、金关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和议与战争交替反复：1141年，“绍兴和议”签订；1161年，完颜亮南侵；1164年，“隆兴和议”签订；1206年，开禧北伐；1208年，“嘉定和议”签订；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朝廷人事的变动、上下关于和战的争议，南宋内政又往往与宋金关系、宋蒙关系等外交问题紧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