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县志所收词作改词现象考论.docVIP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摘要：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清远县志》；《文溪集》；宋词；明词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4-0071-06 　　历史上的《清远县志》有若干种，现存五种：一为清陈丹荩修、黄许嵘等纂，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二为清刘士骥修，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康熙）清远县志》；三为清陈哲纂修，乾隆三年《（乾隆）清远县志》；四为清李文垣修、朱润芳等纂，光绪六年刊本《（光绪）清远县志》；五为吴凤声等修、朱汝珍等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清远县志》。其中，前四种县志收有词作，现对它们所收词作名目进行统计： 　　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黄谅《瑞鹤仙?灯夕》，林弥宣《沁园春?元宵招饮未赴》，杨琛《水龙吟?观龙舟竞渡》，杨逢春《满江红?大观亭登高》，雷正复《贺新郎?赋菊》，王兆《水龙吟?飞来寺》《满江红?飞来寺》《江城子?飞来寺》《无俗念?飞来寺》。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清远县志》：与康熙十一年本同。 　　《（乾隆）清远县志》：明代部分与康熙十一年本同。清代：李彝尊（秀水人，博学鸿词）《临江仙?峡中望飞来寺集唐》，作者名误，当为朱彝尊。 　　《（光绪）清远县志》：杨琛《水龙吟?观龙舟竞渡》，误作“龙观舟竞渡”；无杨逢春《满江红?大观亭登高》一词，其余与康熙十一年本同。 　　由上可知，四种《清远县志》所收词作没有太大差异，基本沿袭康熙十一年刻本。但词作的作者、朝代并不完全准确，需要详细考订。 　　一、《清远县志》中“词作者”考略 　　康熙十一年与二十六年的刻本，只是将词作归入“词类”，并没有指明是否为“明词”。乾隆本与光绪本则直接指出是“词类，明朝”。当然小标题的差异，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词作者的年代归属，才是最重要的线索。关于这六位词人的生平，在陆勇强先生《新补〈全明词〉26首》一文中已谈及①，为避免重复，本文仅列前文没有提及的部分。 　　黄谅，于天顺六年（1462）壬午乡试[1]，曾捐资修建清远县学[2]卷66，并撰写义士黄?u在??江大龙山的墓志铭。[2]卷87 　　林弥宣，于弘治二年任清远训导。[2]卷22 　　杨琛，关于“云南太和人，邑丞”这一信息②，在各种方志中没有太大差异。但其生平事迹却相差较大，如：康熙元年刻本、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卷八“职官志”罗列了明县丞十三人，其中杨琛是“太和人，监生”，并未标明任职于哪个朝代；乾隆三年《（乾隆）清远县志》卷七“职官志”与此相同；光绪六年《（光绪）广州府志》、道光二年阮元本《（道光）广东通志》皆放入“年次无考”之列；而《（光绪）清远县志》列入“永乐朝”；《（民国）清远县志》列入“天顺朝”。但无论如何，“杨琛是明代清远县的县丞”这条信息基本是确定的。 　　雷正复，据《（光绪）湖南通志》，他曾学于蓝山县学。[3] 　　根据方志材料，以上词人均属明代，应无异议。故将他们名下的词归入明词，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如陆勇强先生《新补〈全明词〉26首》。 　　二、五首“明词”实为宋词及其删改现象论析 　　通过翻检文献，发现《清远县志》中的前五首与宋人李昴英《文溪集》中的五首词几乎相同。五组独立写作的词，相似度如此之高，令人难以相信。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仅从文献的关系来说，有两种情况：其一，《清远县志》中的这五首“明词”源于《文溪集》；其二，《文溪集》流传过程中掺入了这五首“明词”。③经考证，笔者认为《清远县志》中的这五首词来自于《文溪集》，原因如下： 　　（一）从文献产生的年代来看 　　以黄谅等五人为词作者的文献，现存最早的是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但不能确定这五首词作是康熙元年刻本时就有，还是增刻时才加入，因此，县志版的五首词最晚出现于康熙十一年。从南宋至清，《清远县志》经多次编纂修订，多数版本已亡佚，更不知康熙十一年之前的县志是否录有这五首词。假设县志中的词作者属实，那么不论县志何时编纂，这五首词存在的年代上限都不能超过词作者的活动时代。五位词作者的活动年代大致如下：黄谅，天顺成化年间（1457―1487）；林弥宣，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