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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2000年，俄罗斯联邦新总统普京提出“复兴俄罗斯”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以高科技经济替代资源性经济的国家发展目标。为重建科学大国，普京总统的“高科技顾问委员会”提出研究科学体制的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任务。这意味着总结苏联时期的科技体制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苏联时期的科技体制模式可概括为“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以下简称“动员”模式①），是指在战争期间，国家政权与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动员”下配合默契，所建立的管理-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复杂网络系统。苏联政府在总结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并依靠“动员”模式不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与美国对峙“冷战”多年，成为超级科技军事大国。这一模式延用至1980年代末。 　　 　　苏联“动员”模式 　　 　　苏联在二战时期建构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式党政科研管理系统。所有权力集中掌握在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国家国防委员会总司令一人之手。这个人颁布“动员令”，居于“动员”模式的顶层；苏共中央政治局、政府和国家国防委员会处于第二层面，行使主管权；苏联科学院、政府管理总局、内务和国家安全部为第三层，既参与管理，又担当运行枢纽；各研究所、实验室、设计院（包括“古拉格”②、“沙拉什卡”③）与各军工企业通过运行机制产生关联。在这一系统中，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形成“生物链”，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动态联系网络。网络中的各节点相互依赖，共生互利，无法自动摆脱。这一系统的管理指向为自上而下，管理指向的相反方向是信息反馈通道。其运行方向既可以横向交流也可以纵向交叉。这一系统从斯大林执政时建立，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延续，保护了苏联的基础研究领域、国防工业和国家安全。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都运用这一系统亲自主持了各项最重要的军事计划。然而，到1980年代末期，随着集权制的瓦解，政治权力失控，这一模式也自然瓦解失效。 　　 　　苏联“动员”模式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 　　 　　1724年2月8日，俄罗斯皇帝彼得大帝颁旨创建国家科研机构――彼得堡科学院（即俄罗斯科学院），开辟了俄罗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将近两百年后，1915年俄罗斯为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立了由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军方代表、军工企业代表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自然科学生产力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新型的科研、财政和生产管理联合体。该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需供给、战略资源配置以及国家的战时科技政策。俄罗斯知识分子服从委员会的领导，为国家赢得战争胜利贡献了力量。“自然科学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为日后的苏联“动员”模式提供了样板和宝贵经验。 　　十月革命过后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原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对新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反对或抵制态度。为迅速发展国家各项事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管全国科研机构，同时分管国防工业的科研。在该委员会的管理下，建立了许多从事新型军事技术、新式武器研发的研究所、实验室和检验机构（例如：中央化学实验室、物理技术研究所、镭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大多根据著名科学家制定的计划筹建，并由著名学者（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约菲、著名地质生物学家维尔纳茨基等）出任所长。从此，科学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从对立开始转为合作。 　　193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提出“苏联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口号，为实现斯大林提出的“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苏联的整体科技水平”的科技政策，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加大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的管理力度，以军事科研带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成立了各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管理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都专管若干研发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所。在每一个国防企业中都有科研实验室和检验部门。在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国家国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科技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各部属研究所和各类军事技术委员会。 　　第二，改组科学院，使其成为苏联科学“总指挥部”。1933年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把苏联科学院纳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直属权限内；1934年把科学院总部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加速科学院的体制化进程。到1941年初，苏联科学院的定员为10282人，比1931年增加了10倍，是1917年定员的50倍。科研费用从1928年的390万卢布增加到1940年的1亿7千8百万卢布。到1941年初，苏联科学院共有1821个科研机构，其中包括786个研究所。 　　第三，加强科学院与军事科研的联系。1935年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工程科学分部。该分部主持了大约200个与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