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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婚姻制度变迁六十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苗族婚姻制度发生了诸多变迁。本文聚焦于游方、婚姻仪式、两性距离与婚姻限制等要素来揭示婚姻制度的变迁。这些变迁与国家意志、市场原则、大众媒体、社会时尚、科学知识与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分别作用于婚姻制度的各个层面，并促使其发生牵连性的变迁。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苗族　婚姻制度　变迁 　　 　　婚姻是立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基点，是对人类性行为的制度性规范，也是一种制度存在。婚姻制度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其中某些要素的改变，必然牵连到其他要素的调整，也往往会导致婚姻制度的某些变迁。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聚焦于夯巴苗族婚姻制度的几个要素，诸如游方、婚姻仪式、两性距离、婚姻限制等，揭示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互动下，夯巴寨苗族婚姻制度六十年来发生的变迁。 　　 　　一、夯巴寨概况 　　 　　夯巴寨是贵州省施秉县杨柳塘镇夯巴村委会所辖6个自然寨之一，是夯巴村委会所在地。夯巴寨距杨柳塘镇政府所在地约1公里，距县城约16公里，有一条村民自修的简易公路通往杨柳塘镇。湘黔铁路、株六复线从寨边穿过。水源主要来自由山洞流出来的一眼泉水，供人、畜饮用和灌溉农田。 　　“夯巴”是苗语的音译，意为“坡的上面”。夯巴地处山冲，半坡建寨，形成梯形聚落，坐东向西，建寨距今大约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原先的民居为木屋瓦顶，20世纪90年代后砖房逐渐增加。现有居民200多户，1000余人，除6户(王姓3户、杨姓2户、龙姓1户)外，其他均为吴姓，互相认同为同一家族。全寨约有耕地800亩(其中水田约520亩、旱地280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油菜、小米、玉米、豆类、花生、红薯、洋芋、高粱、花生等。山林约有500亩(其中柏树350亩，松树100亩，其他树木50亩)，经济树种较多，主要有柿花树、桐树、桑树等。 　　夯巴苗族与其他地区的苗族一样，在历史上有完备的社会组织制度，对社区具有强大的规制力。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深入控制，这些组织制度的大部分功能逐渐被国家基层组织所取代。然而当社会治理出现问题时，这些组织形式与内容也会再次被复制出来，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长期以来，理老制、寨老制、议榔制以及鼓社制等自治组织，不仅维护了民族的发展和社区的安定，而且在资源管理和保护等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游方的衰落 　　 　　传统是一个随时间流动的概念。出于对婚姻制度变迁的可参照性，我们在讨论当地苗族婚姻制度的变迁时，把老人记忆所及的20世纪40年代的婚姻状况，视为传统婚姻，但这仅仅是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 　　游方是苗族未婚男女的谈情方式，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或几个游方坡，游方坡一般由相应家族所拥有。苗族未婚女子通过游方与外界可婚男性结成婚姻。由于这种谈情方式在人们的意识里往往与婚姻相关联，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婚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40年代的游方，可以说是游必有方。苗族都有自己的婚姻圈，游方是受婚姻圈控制的，至少有目的的游方是这样。男女青年在游方过程中往往要把相中的对象告知父母，父母再派人去暗地查访对方的情况。也有的父母，本来就有相互联姻的意向，然后才叫自己的孩子去游方，以便他们互相认识，考察对方。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未经子女同意或见面，双方父母就为他们定了终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权力介入婚姻制度，政府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婚姻法》保障了政府意志的执行。这时，夯巴游方除了群体性的对歌之外，私谈方式也多了起来，“私奔”婚也有所增加。 　　20世纪80年代，男女游方的场所不再局限于游方坡，他们可以在芦笙场或集市的边角窃窃私语，也可以在大路上结伴而行。谈情说爱的时间在逐渐延长，有的谈上好几年才结婚，并不像以前那样匆匆见几次面就决定嫁娶。当时，两情相悦的男女往往要留下一年半载的时间来考验对方，他们的婚嫁已经趋向自己做主了。游方的时节也不像以前那样只局限在秋收之后、开春之前的农闲时间里，只要双方都有时间，他们就会不时地相约见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夯巴的青年男女几乎全部走出大山，或者打工，或者读书，或者工作，他们的恋爱场所和范围也已无限扩大。昔日热闹的游方坡上荒草丛生，往日飞扬的歌声也已销声匿迹。有些人干脆在游方坡上开荒，种上了瓜果蔬菜。 　　年轻的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也是为了“游方”，因为他们的家乡已经没有适龄的女孩在家了。不仅年轻人走了，中年人也走了，其中有的还是锁上门，带着一家人走的。于是形成了空屋、空寨现象，寨子里只剩下走不动的老人以及需要老人照护的儿童。现在，游方这种单身男女之间的群体交往方式，已被化整为零，同时也失去其固定的时空性，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了。 　　过去，游方曾被视为原始落后的东西，备受某些权力精英的指责，但苗区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