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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看到为“大病理”服务信息系统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是全国唯一一家血液病三级甲等专科医院，院所设有贫血诊疗科、白血病诊疗科、造血干细胞移植科、血液病急救科、综合诊疗科、血液病理诊断科和临床检测科等11个临床诊疗科室，环境设施完善。 　　全国唯一的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在院所，以干细胞研究为切入点，系统研究恶性血液病的病理基础，围绕这一方向，建有实验血细胞库、干细胞分选中心、细胞影像中心、功能基因及药物筛选中心、实验动物中心五大开放性技术平台。 　　汝昆是血液病医院病理中心的主任。他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他在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完成了解剖病理和临床病理的住院医生培训， 并在宾州大学接受了血液病理的专科训练。2012年回国之前，他曾在美国匹兹堡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担任了五年血液病理科主任。 　　病理科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国内外有何不同？病理科对信息化有哪些要求？6月20日，记者对汝昆进行了采访。 　　诊断科室应获得更多尊重 　　汝昆对目前病理、检验、放射科室“功能科室”或“辅助科室”的定位有着不同看法，他觉得诊断作为治疗的基础和支撑，应该是和临床治疗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汝昆所在的血液病医院的病理中心以患者为中心，整合了检验、病理的资源和建制，这种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态和共识，他希望中国也能借鉴欧美模式，成立综合性的诊断科室，并提升其地位。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病理中心的情况。 　　汝昆：我们医院的病理中心是国内唯一一家做血液病理的专门科室。相对其他临床科室来说，血液病对实验室的依赖性非常强，没有诊断几乎不能开展治疗。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实际上不存在血液病理这一专科，血液病的诊断是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科室的，包括病理科、检验科和血液学实验室。另外，有的医院现在还有单独的中心实验室或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分布在三四个不同的部门里。 　　我们科室目前是按照“大病理”的模式建设的，也就是说检验、病理统一在一起。我刚回国的时候，我们这个中心还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形态学、流式细胞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各个实验室虽然存在，但是各自为政。我从国外回来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着手进行血液病理的学科建设，把几个亚专科整合在一起，不光从行政上作为一个中心，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质控体系和报告上，把一个患者原本应该放在一起的信息整合成一份综合的诊断报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准备，我们中心在去年底先后通过了ISO15189（2007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12临床实验室检验及体外诊断检测系统技术委员会起草，编者注）和CAP的实验室认证（由美国病理家协会负责的医学实验室的认证，编者注），我们是国内三甲医院中第一家同时通过两个认证的临床诊断科室。 　　请您结合血液病理专业谈一谈国内外病理医学的异同，以及病理医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汝昆：在美国，既没有单独的病理科，也没有单独的检验科，而是统称为病理和实验室医学科，实际就是病理和检验专业完全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科室。我认为这种模式无论是管理、利用效率还是诊断的准确性都会更好一些，因为各种资源都能协调起来。 　　在医学里，诊断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国内往往把病理科、放射科等学科称为“辅助科室”或者“医技科室”，我不知道这种归类或命名是谁规定的，但毫无疑问是外行干涉内行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诊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没有一个准确的诊断就不可能进行治疗。 　　从另一个角度讲，虽然这几年国内对诊断行业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跟发病率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以及新的治疗技术、诊断技术的发展还很不匹配。一般来说，诊断费用不会超过患者整个费用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可能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很多患者尤其是初诊的患者，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诊断，尤其是随着靶向药物、个性化医疗的发展，其对患者的治疗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这些数据不光是给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循证医学的依据，同时也为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 　　我认为对检验也好、病理也好，更合适的名称应该是诊断科室，其最终目的是给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诊断，从而造福于患者，如果没有这层基础，其他都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检验、病理等科室合并为诊断科室，您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吗？ 　　汝昆：我个人希望是一种趋势，目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国家，这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无论对医生的诊断，还是对患者的治疗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好事情如果不推动，一样得不到发展。这需要医学行政领导和专业领导有高屋建瓴的、开放的姿态，放弃小利益，推动整个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