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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集聚效应与工业能源效率 　　摘要：本文以马歇尔集聚理论为基础构建空间外部性指标和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效率受到空间中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空间可得性和空间技术外溢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邻区专业化劳动力却不利于当地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外部性对各地区能源效率的综合效应均为正，但各地区不同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各异。进一步通过考察空间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专业化劳动力可得性、中间投入可得性和区际沟通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边际贡献随分位数增加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则呈现U型变化趋势。 　　关键词：空间外部性；集聚经济；工业能源效率；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72-08 　　能源问题是已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期，对能源需求越来越大，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增加能源投入。2011年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总量增长6.41%，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增长7.67%，而世界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增长2.51%和2.11%。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趋势与世界相反，能源生产量及增长率均低于能源消费量及增长率。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能源供求矛盾必将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能源生产和使用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69.0%是煤炭消费，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2009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可见，我国能源使用和能源产业发展正面临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和环境污染等重要问题。改变我国各地区“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提高能源效率，真正将节能减排落实到实处，对于加快“两型社会”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益呢？大多数研究认为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FDI等[1]。然而，这些研究仅考察当地技术要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却忽视了与集聚相关的区位和空间因素的作用。事实上，经济活动均发生于一定的空间；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空间组织形式和结构不同，地区要素生产率也各异。能源作为要素投入的一部分，其效率必然受到经济活动空间结构（集聚或分散）、进而要素和市场空间分布方式的影响。经济活动集聚促进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Marshall[2]。集聚外部性有利于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并为厂商带来较佳的生产绩效[3]。Head等[4]综合马歇尔外部性的三个微观机制分析了1980年起751个日本制造企业劳动生产率。结果显示，自然资源和专业化劳动力不是决定日本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中间投入和净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而Olson[5]的研究指出技术性劳动力、运输与通讯设施、邻近大学与研发中心的程度是产生集聚经济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为马歇尔外部性的存在性提供了足够证据，但他们均忽略了集聚外部性在地区间的影响（即空间外部性）。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产业价值链已由单一区域走向跨区域合作。Feser[6]衡量了美国各县市50英里通勤范围内的劳动力、中间投入品及生产性服务活动、知识和技术等供给因素对中心县市农业园林机械部门与测量和控制装置部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Drucker and Feser[7]则认为空间集聚外部性作用为75 km。 　　这些研究揭示了集聚经济外部性不仅来自城市内部的厂商集聚，而且来自邻近地区的集聚，而且对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对中国各城市集聚效应的研究也指出，100 km范围内邻近城市间的产业集聚有互相依赖作用，邻近市县产业集聚是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8]。 　　空间集聚外部性变量的参数估计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各空间外部性变量中，除中间投入的空间可得性指标（lnPS）的参数估计在多数方程中以10%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外，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均在5%及以上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说明城市能源效率除与本身集聚因素有关外，还受到空间中100 km范围内其他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城市的空间区位（或城市分布的空间结构）显著影响着城市彼此的能源效率。这一结果印证了我国各地区采取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00 km范围内的城市集合与各地区打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基本吻合。，然而，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为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而且也存在彼此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