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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对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定位，它不仅是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保障，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致力于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梳理了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新常态理论的逻辑关系。在剖析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和“十三五”期间改进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83-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它是旧有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型、优化、升级稳定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并不是平稳的、自然的、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我们因势利导、审时度势、主动作为、安全过渡，如果两种状态的衔接不顺利，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剧烈波动。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面临的下行压力逐年递增，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9%，创下了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发展形势，我国经济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经济发展“双引擎”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开启“双引擎”，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要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补齐“短板”。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过去相对长的时间内我们思想上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用的认识并不到位，因此，实践上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文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作区分）供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造成很多负面效应。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应认真评估公共产品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性质和地位，发挥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一、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1西方经济学界对公共产品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述。对于公共产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者的认识在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一般奉行自由放任的思想，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应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角色，最小限度地干预经济。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对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有相关论述。例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政府应该提供三类公共产品：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免受外来政权的暴行与侵略；二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保护人民不受本国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他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1]902总体而言，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必要和基础性的便利条件，公共产品对经济发展是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危机发生以后，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遭到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登堂入室。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阴霾之所以难以驱除是因为人们信心崩溃，因此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要肩负起恢复和提振社会信心的职责。他主张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投资公用事业等手段，通过“加速原理”使政府投资引起多倍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恢复社会信心、解决失业等棘手问题。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经过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需求管理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政府投资于公共产品的目的是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以公共产品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最终目的是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影响，而一旦经济走向繁荣的通道，政府就会全身退出，因此公共产品投资是私人投资的“引诱投资”，是私人投资的替代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了很多经济增长模型，起初很多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关注公共产品作用，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增长模型等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劳动、资本、储蓄和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把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看作经济中长期增长唯一的源泉，这引起了后来者研究的不满。此后的卢卡斯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同时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经济的最优产出增长率将高于均衡增长率。而人力资本的形成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