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可能性由后移展引出话题.docVIP

水墨可能性由“后移”展引出话题 　　王静对话刘骁纯 　　评论家刘骁纯在评论南溪的文章《我看南溪》中，最早提出了“后移”这样一个概念，近日在贵点艺术空间展出的一场名为“后移”的展览中，再次引用这一概念，并以蔡广斌、南溪、张诠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实践为蓝本，展开一场有关水墨当代性探索的讨论。如同刘骁纯先生诠释的那样，“后移”的意义在于寻找处于艺术形态的边缘和交叉地带的水墨新的可能性，三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艺术线索上，针对这个问题，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成为剖析当下水墨领域热烈讨论问题的重要样本。 　　王静：您认为80年代谈论现代水墨问题和今天谈论新水墨的问题，其背景和水墨自身面临的语境的区别在哪里？ 　　刘骁纯：总体来说“现代水墨画”和“当代水墨画”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三十年了，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没有大的变化，基本延续了刘国松和吴冠中提出的问题，就是离开传统文人书画来探索水墨画发展的更广大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像刘国松和吴冠中代表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先把问题以激进的方式提出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谷文达他们开始搞水墨画的时候开始，徐冰也是大部分用水墨和墨的材料，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取向不一样，东西看跟老一代的取向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建立起不同于传统文人书画的这套规范，创立一个新的规范，就是要在艺术上达到深入和经典性。我的文章里主要强调“要跟传统的笔墨有对抗能力的一种新的笔墨。”这个新的笔墨的规范可能跟传统文人画的规范完全不同。传统文人画得很多规范都抛掉了，有一点没有抛掉的就是同样要求笔墨有很高的水平，有很高的文化含量，精神含量，有很耐看的笔墨气韵。这三十年大家在摸索建立新的规范，新的规范跟传统文人画不一样的最大特点，就是从集体规范变成了个人规范。这几十年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家都是在个人规范上摸索出了他们自己的东西，这套东西很可能在传统文人书画里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或者是根本就不能入画的，但是他们现在创立起来，慢慢摸索出自己的一套规范，这个努力就像塞尚当年搞“后印象主义”是一样的，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反叛性和挑战性的艺术，但是当时塞尚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挑战吗？我们只是跟过去不同吗？我们跟他们相比，完全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仅仅是如此吗？当时他想到一个问题，要使后印象主义艺术像古典主义艺术一样，在博物馆里显现它的经典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水墨画这三十年的努力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刘国松、吴冠中之后的努力方向是要建立起跟传统文人书画规范能够对抗的，有高度的由个人创立的规范，大体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王静：您觉得当下这个阶段的探索，假如追溯到更远，从二十世纪初期提出来的水墨变革，一直进展到今天为止，水墨是不是一直在探讨水墨现代化这样一个线索上？今天的艺术家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是否有自己的建树呢？ 　　刘骁纯：中西古今之争争了一百年，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有势不两立的两种基本观点，这两种基本观点：一个是要在传统基础上发展，一个就是要另立炉灶。对80年代以后，以及新世纪以后的艺术家来说，古今中西之争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问题，艺术家可以不关心这个问题，这些问题是理论家去说的话，史家说的话。艺术家作品是不是太像西方或者是不是太像古人都无关紧要，最紧要的问题是他能不能拿出个人的东西，他拿出的东西是不是有力量的？是不是有扩展空间的？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之后，古今之争、东西之争、水墨材料和油画材料之争、国画西画之争都成为次要问题，艺术家一旦确立突破的方位，他用什么材料都可以，至于一些艺术家现在迷恋在水墨材料里头是他个人的选择，水墨画毕竟有很大的寄托着传统文人情怀的空间，这是一批艺术家迷恋于此的根本原因。 　　王静：三位艺术家对这个问题，从自己实践思考的角度，怎么看待的？ 　　南溪：我这次参加的作品都是纯水墨的材料。我就是想用这些中国水墨画的材料，去创造出我水墨艺术个人化的语言。也谈谈我这次展出的作品吧，我也做了几个雕塑，这几个复数的雕塑是“扛着枪的军人”和水墨作品“扛枪的方阵”、“女兵方阵”相呼应。我想传达一种正能量，引导读者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另外我还做了一个影像“三维立体的女兵”，此影像的内涵是呼唤文革期间那种消失的干净、朴素和美丽的再现。我想通过影像进一步阐释我的3D水墨作品“女兵系列”，通过读者的观看和参与又把作品进一步立体化，我希望观众和我一起来完成我的作品，达到我预设的视觉效果。 　　蔡广斌：我的作品像刚刚刘老师提到过的，虽然还是对水墨本身的迷恋，但是这种迷恋实际上是基于三点：第一点， 对传统水墨材料本身觉得这里边还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很多的扩展，扩展和可能性基于下边两点：一点是艺术观念。从艺术观念角度出发，我发现材料对表达我个人的心理表达还是能起一个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新挖掘出来的水墨表现行驶细节很满意，因为它对我所要表达的心理暗示起到了与观者的桥梁作用。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