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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足及优化途径 　　摘要：《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继修改，并没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产生大的影响。在“国家本位主义”的强势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益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这其中既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不够重视等因素，因而有必要从法律法规、内部规定以及法治环境等方面加以改进，不断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国家本位主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诉讼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两点：1、法律依据特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种明显带有民事性质的诉讼却被规定在了刑事诉讼法律中；2、审判程序特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将民事案件交由刑事审判庭来进行审理。 　　刑事法律中规定的民事诉讼，究竟是由刑事诉讼的规定来调整还是由民事诉讼的规定来调整，没有定论，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做法，这是现行诉讼法律体系的一个漏洞。更为棘手的是，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该项制度的运行。 　　一、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本位主义”过于强势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先刑后民”的特殊程序，具有很强的“国家本位主义”色彩。刑事案件发生以后，司法机关往往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首先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再考虑被害人的民事权益。这样的规定会对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造成阻碍，并可能造成新的伤害或者产生不良后果。例如本院办理的张某、李某、程某等三人抢劫案件中，李某和程某都是在校中学生，系张某临时叫来帮忙的“小弟兄”，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由张某先动手将被害人打翻在地并对其实施拳打脚踢后，李某和程某再上前踢了被害人几脚，最终，三人行为致被害人肝脏破裂大出血，构成重伤，但是公安机关只抓获了李某和程某，主犯张某未能抓获归案，也无法查清造成被害人肝脏破裂的那一脚由谁所踢，所以案件一时间很难审结，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为了治病最终债台高筑，生活陷入了困境。 　　（二）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样的规定导致了一种不合理的现象：A与B打架，若B被打成轻微伤，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若B被打成了重伤，却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受伤害重没有，受伤害轻反而有”的现象违背了常理，而且客观上也无法弥补被害人的“心伤”。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较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但实践中，被害人的间接损失大量存在，比如媒体报道过的，某实验园的果树苗被盗，认定的直接损失只有几千元，但是这些果树苗是正在培育的新品种的，前期的科研投入已经数十万，这些就不能获得赔偿。 　　此外，与人身有关的费用赔偿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在一些中年人被伤害的案件中，被害人住院期间陪护的子女、亲属会产生大量的误工费、交通费，但是由于不是受害人本人的直接损失，而无法得到赔偿。 　　（四）不承担刑事责任导致无法进行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是基于刑事诉讼开展的，如果刑事部分因为一些原因而未进行到法院的诉讼程序就告终结，民事诉讼也将无法进行，除非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得不到民事赔偿。例如某些发生在原男女朋友之间的强奸案，因为部分细节无法查清，而致害方又愿意在物质方面进行一定的补偿并支付受害方相应损失费用的，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如果补偿款项是经过被害人同意而分期支付的，一旦致害人因为生活困难而无法支付剩余款项，受害人就会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 　　二、附带民事诉讼问题频发的原因 　　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