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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下父权制 　　摘要：本文从中西方共通的父权制对作品的影响入手发现二者的可比性： 周朴园、凯勃特作为中西方父权制的代表，周萍与伊本同处于父权制的藩篱之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榆树下的欲望》与《雷雨》中的两对父子，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父权制观念对人的禁锢程度、作为儿子在父权制下所遭受的不同的心灵创伤。 　　关键词：父权制；中西方父权思想；凯勃特与周朴园；伊本与周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一、中西方差异下的父权思想 　　父权制这个概念最初源于社会学，它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父亲就是家长。狭义上讲，父权制是指父亲为一家之主，继嗣和家庭关系皆是通过父亲来确认的一种社会组织；广义上讲，父权制是指父亲居主要权力位置的一种社会。 　　英国人类学家梅因指出：在现代法律制度化之前，社会是由家庭构成的，年龄最大的男性家长的统治扩展到了生与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则把父权制看作传统的支配形式：家庭里属下对主人的个人权力是依赖性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主张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看作是男性压迫的一种形式。总之，梅因、韦伯和恩格斯都是用父亲的家庭权威来描述父权制的形式。 　　（一）中国古代父系社会同西方社会历史一样，是一种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系宗法社会，父子关系是严密的尊卑等级关系网中的核心。父子关系大如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仁者之事亲也如事天”“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对父子关系的阐释和表述，在显性层面，将父对子的绝对权威用礼法的强制形式确定下来；在较隐蔽的文化层面，却铸造出了一种与该社会应有的男性化气质相距较远而偏于和顺、阴柔的“儒”的审美文化范型。“儒”在《说文》中即训为“柔”。《素问皮部论篇》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它似乎预演了一种状态：父系社会中的一切文化因素，都将被整合进一种主阴尚柔的“语境”中，显示出一种子对父的妥协、而不是对抗的精神。 　　（二）西方父权社会父子关系的对立由两性关系的对立泛化而来。西方处置和阐释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时，采取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形式。这种冲突不断泛化成家庭中男性长者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尖锐对立。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吞噬自己的孩子，又如《伊底帕斯王》，后期更演变为对男孩的特殊仇视，父亲吞噬儿子的情节一再重复。加之，基督教的家庭观不是以血缘建立的，而是靠着神的旨意建立的属灵关系。基督教的家族观是以因耶稣的血重生的人为中心，侍奉神为唯一的父，信者就是把神侍奉为父的弟兄姐妹，互相分享着基督的血，所以比任何关系都亲密。这种淡化血缘亲情的家庭观与父权制碰撞产生的是家庭内部父子关系的紧张以至于冲突。 　　二、激烈的自由追求与艰难的自我和解 　　美国清教主义的宗教传统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下绵延的父权思想推动男性家长在家庭内部实行资本集权。父与子紧张的冲突由表层的财产争夺演化为精神追求的分道扬镳。《榆树下的欲望》中伊本在父亲严苛的要求下终日劳作，爱碧出现争夺庄园激化矛盾，成为伊本叛离父亲的导火索，然而儿子对“杀不死的父亲”的仇视，绝不会因为爱碧的缺失而减褪，女人的参与与其说破坏了血缘上的父子亲情，不如说是对令人窒息的父子关系快刀斩乱麻式宣判。《雷雨》中周朴园与周萍父子之间的显性矛盾聚焦于繁漪，然而其隐性矛盾，并不是由新生力量对代代为继的父权的反抗而引发，而是在妥协接受这一层面上的程度问题。《雷雨》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出现“杀不死的父亲”，只有“被杀的儿子”。 　　（一）中西方父亲形象。凯勃特秉承了清教徒勤奋卓绝的品质，他以牺牲妻子、儿子的幸福生活来换取上帝选民的资格。前妻怨恨他，三个儿子恨他，新婚妻子不爱他，从始至终他都是孤单的人。清教主义的选民意识导向扩张冒险的实用意识，自由奔放的冒险精神导向漂泊流浪的叛逆意识。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的优先性，所派生出的人生努力终于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了与上帝同格的权威，人凭自己在尘世生活中的成功来获得成为上帝选民的资格。凯勃特在意图走向上帝的过程中也走向了绝对的孤立与自私，父权制走向了绝对的极端。周朴园同样是父权制的传承者和受害者。他对于家庭成员变态的威严在逼繁漪喝药这一幕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维护家族荣誉他不惜抛妻弃子，家族的名誉和兴旺是他的首要任务。然而，周朴园又不是完全旧式的家长，他出国留学归来，心灵最柔软的地方隐秘地怀念自己的“错误”。他是家庭的核心同时又被边缘化。曹禺对周朴园细腻的塑造正意味着父权制在那一代人身上开始慢慢动摇了。 　　凯勃特与周朴园作为中西方父权形象的代表，其共通处便是对妻子、儿子的权威统治及其情感世界的边缘化处境，不同处是西方父权强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