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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西欧文明影响 　　[摘 要]文章主要通过城市与法国王权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法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12-14世纪中叶，城市与王权联盟，王权加强，开始进行政治整合；15-18世纪，王权无法容忍城市的离心倾向，城市被迫渐渐融入王权，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控制地方的体制，即中央集权体制。此时，王权的政治整合功能达到最大化。 　　[关键词]城市；法国；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城市的复兴打破了欧洲社会经济状况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们逐渐意识到：我跟你们不同，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这样人们的民族与国家的意识逐渐萌生，到近代，原来铁板一块的欧洲变成了多个马赛克――民族国家。近代早期法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最具代表性：法国是中世纪封建权力最为分散的国家，而在近代早期法国又成了欧洲大陆最典型的王朝国家，奠定了法国民族国家的原生形态。纵观法国民族国家建构，它经历了两个阶段：12-14世纪，城市与王权联盟，王权逐渐承担起政治整合的重任，政府的行政能力逐渐提升；15-18世纪，城市“沉寂”，王权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城市被迫渐渐融入王权，逐渐形成中央集权体制。 　　城市与王权联盟 　　时值中世纪盛期，城市与王权的力量都比较软弱，需要寻找合作者来对抗封建主。一方面，法国是封建制度最为典型的国家，法国城市自复兴之日起，就深陷封建割据的汪洋大海，城市的发展面临多层阻力。这从当时的公社运动便可看出。法国（包括弗兰德斯）的公社运动绵延于十一、十二世纪。最早的是康布雷城的公社。1077年，当该城主教离开城市去接受册封时，居民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公社。随后成立的公社还有圣康坦、博维、努瓦莱等。而最著名的是琅城公社。它和当地主教进行激烈斗争，直至起义群众把主教高德里杀死。（1）可见，为了摆脱封建主的束缚，取得城市自治，城市的代表者市民阶级深感寻找同盟的必要性，王权则成了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法国的王权十分弱小。卡佩继位时，据说有150个封臣享有铸币权。甚至，在圣?路易时期仍有80个封臣享有这种铸币权。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排斥皇室货币的流通，以这种特权和其臣民的钱财致富。（2）综上可知，法国君主与城市基于扩大自身权力和增加财富的渴求而逐渐走向联合。 　　其联合的途径有两种：一方面，国王通过授予特许状来提供对城市的庇护。12世纪时，卡佩王朝的君主们支持市民阶级的努力。（3）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给王室直属领内的许多城市颁发特许状，免除他们来自原有领主们的封建义务，让他们直接隶属于国王，并给予市民诸多自治特权，鼓励加强城市防御，发展工商业；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自己是王室直领以外的所有城市的保护者，他因此被称作是“城市人的好朋友”。（4）在1214年的布汶战役中，腓力二世完全依靠城市提供的军队而取得胜利，打败了英王、弗兰德斯和德国的封建贵族，最终确立了王权在法兰西内部的优势。这种联合在13世纪达到顶峰，自治市镇的数量及自治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法国北部地区在13世纪时的鲜明特色就是出现了无数个市镇，他们都拥有相当高的自治程度，在13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它们征收赋税和签订贷款协议不需要任何皇室许可。（5） 　　另一方面，君主允许市民阶级进入国家政治和司法领域。在百年战争期间，城市与王权的联盟达到顶峰，市民阶层在法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已相当大，似乎取得了与教士等级和封建贵族势力平起平坐的权力。在1355年的三级会议中，市民等级的领袖、来自巴黎的代表艾蒂安?马塞尔频频发起动议，俨然成了整个会议的核心。继而在次年的三级会议中，以马塞尔为首的被称为“改革派”的代表又提出全面改革法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要求审判包括财政总监在内的8名国王大臣，另建立一个28人组成的王家委员会执掌政府大权，在这28人中，4人将来自教士，12人来自贵族等级，另12人来自第三等级。（6） 　　然而，随着城市自治的发展，国王、封建主、市民阶级三者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王权得到伸张，君主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城市各种事务，行政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中世纪晚期，“在弗兰德斯和法国北部，很多城镇的管理权被国王或公爵所接管。”（7）当君主与城市的共同敌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两者联合的基础瓦解，法国封建国家政治所呈现的“二元性”结构（8）逐渐演变为一元。王权与市民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 　　城市的“沉寂”――中央集权制的确立 　　15-18世纪法国王权虽然在曲折中不断增强，到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而此时的城市也已经丧失中世纪时的活力，开始变得“沉寂”。城市从来就不产生于封建主义之外，事实上，他们的生存条件恰恰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之内的主权“非集权化”。（9）城市的“沉寂”即城市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随着王权的集权化，对城市的整合力度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