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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人兽母题青铜器文化功能试析 　　摘 要：人兽母题是商周青铜纹饰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数量虽不多，却分布广泛，形象特殊，内涵丰富。本文结合学界对人兽母题青铜器的已有研究，立足于图像，运用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试图找出不同地域、不同族属出土的人兽母题的青铜器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一主题在不同时空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关键词：商周青铜器 人兽母题 文化功能 　　人兽母题这类图像中人的形象通常与虎同时出现，早期以张光直为代表的不少学者称为“虎食人”母题，后来关于人与虎的关系出现了很多争论，很多学者就采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称呼，即“人兽母题”。它主要包含了以下两种形态：人与兽两者还没有成为一种共同体，主要是表现为某种关系的称为人与兽的组合；而两者明显呈现为一体，是一种半人半兽的形态，则称为人与兽的混合。 　　一、人兽母题分析 　　人兽母题的青铜器文化因素很复杂，除了不同地域、族属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因素的差异外，各地域内自身的文化因素也是多样的，有本地独特的因素，也有来自各方因素的影响，而对这些外来因素有吸收也有改造。具体的类型学研究可参见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和高西省《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本文并没有采用施文对人兽母题文化意义方面阐释的结论（即“虎食人”），主要是采纳了关于图像的时代、地域方面的分析以及关于源流、传播路径等方面的结论。而到了西周时期人兽母题纹样的青铜器发生了转变，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1]关于这一转变的研究，高西省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总之，对这一图像模式虽然讨论很多，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也较充分，但是对其意义阐释分歧较多，已有不下十种观点，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还难以取得共识，虎和人分别象征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它所具有的宗教、巫术的神圣性又是怎样体现的？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论证。 　　从地域上着手，这批青铜器分为南方和北方，再考虑时代早晚和所饰器类，可以发现南方出土的人兽母题的铜器普遍早于并有别于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说明这一母题的青铜器应起源于南方。南方青铜器自身存在着一个系列，它们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在南方出土的人兽母题的青铜器中，阜南尊时代最早，湖南和四川出土的卣和尊则稍晚。因此在南方青铜器系列内部可能还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人兽母题在中原亦呈自东向西流传的趋势，这同样十分明显。[2]人兽母题除在中原青铜器上出现外，在中原出土的石器、玉器等上亦有较多发现。也可进一步推论：在南方青铜文化中，源于中原的青铜器器形同南方具有特定含义的人兽母题结合在一起，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人兽母题虽然很快传到了中原地区，但却被移植到了兵器和车器上，并且不再突出。这从西周时期出土的大批兵器和车马器上可以得到证实。这一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中，礼制及相应的思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这种更为强大的文化对来自周边地区的文化的接受只是表面上的，而对其精神核心则加以排斥。因此人兽母题一般不出现在庄严凝重的中原青铜礼器上，而只被作为一般的装饰纹样用于兵器和车器等实用器上。这批材料集中出土于今陕甘地区，人物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属已不同于以往，从发式和装束上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形象是属于不同的民族。殷周秦汉时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族发式是披发的，不同于周族，这种特定发式的展现，可以看做分析作为其载体的青铜器的社会功能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暂不纠缠于人兽母题的意义阐释，而是认为要理解人虎母题这一图像，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中谁为主导？张光直先生表示，“神人兽面”也是“巫?”的形象，“有的人形在上面或占笼罩性的地位，有的在下面或处于附庸的地位”，因为“人形形象常趋简化”，也就是可以理解为“人”形为“动物伙伴”，人通常是一种附庸地位。[3]也有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神人是主导的，五官、四肢、冠发、乳房、阴部俱全，君临着圣俗二重世界。[4]上古艺术里“人”的造型并不突出，动物形象十分活跃，然而“以已知推未知”，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本位、以人为重心，是务实而趋善的，那么倒退回去，在上古时期必然有这一传统的源头，毕竟这一贯穿始终的思想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其实不论是何种活动，必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 “神秘动物”，是“人”让它们来保护人，戒警人，感化人的。本文认为中国上古艺术中人与动物伴出的形象，都基本上以人为基准、为主导、为“背景”。 　　半人半兽的图像也存在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图像其实还是蕴含以人为主、人兽结合的观念。因为半人半兽多是人首兽身，人是人兽合体的主脑、灵魂。虽然不可否认良渚玉器“神徽”以及商周青铜器的神人兽面纹反是简化了人而只剩下兽，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化了的部分就是不重要的部分，它可以有很多种情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