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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方式谈文化韧性 　　作者：（清）王永彬 著，刘莹 译 　　出版：中国社会出版社 　　 　　《围炉夜话》 　　摘录：名利之不宜得者竞得之，福终为祸；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苦定回甘。生资之高在忠信，非关机巧；学业之美在德行，不仅文章。 　　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 　　推荐人：尤云龙 　　上高中时，老师推荐清末王永彬所著之《围炉夜话》一书，因当时学习的重点在恶补功课，并未认真品读。大学时，翻出研之，越读越觉有天葵开窍、茅塞顿开之感，乃奉为奇书。时至今日，虽又虚度了十多个年头，但对此书之钟爱始终未变。书如其名，品读此书，正像家人朋友围坐一起，聆听长者教诲，分享他人成长经验，不知不觉中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自然，一切又都是那么令人深思、发人深省，恰如炉中之炭火，不是轰轰烈烈，却贵在恰到好处且历久弥新。无论人生得意之时，亦或事业家庭低谷之期，只要潜心研读、细细品味，定有新的收获。在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议论道德问题的今天，此书不仅能够让人内心平静，保持纯洁善良之本真，更能凭添几许道德教化、社会责任，助推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是为荐之。 　　在我看来，“手不释卷”应该是所有时代读书人的标准像。不管世界上的阅读方式，或者说帮助阅读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进步”，古典的阅读习惯是不应该改的，那就是：手捧书卷，或正襟危坐，或半倚半靠，或干脆躺在床上，翻着页码，或津津有味，或心不在焉，徜徉于印刷文字的世界中。公平地说，从便利、快捷地摄取信息的角度讲，传统的阅读方式肯定是落后的。比如电子书，一个小小的U盘就可以把所有的世界名著都存储进去，携带、翻阅都极为便利。而我始终认为，读书读的是“书”，即千百年来人们习惯的那种纸做的出版物。读电子书肯定享受不到读纸质书时的“过程快感”，包括阅读时的种种感受，如正读、跳读、眉注等，还包括书籍本身的种种情况，如纸张、开本、手感，甚至不同质地书籍的不同气味、翻页时的不同声响等。这些感受，只有传统的书籍才能提供。 　　读书当然具有功利性――或以此谋生，以求取功名；或据此传授，以普惠众生。但就阅读本身来说，它却具有完全的精神性和私人性，是一种自我体验和鉴赏的活动。这一点，对于有了足够人生阅历，现实的需求已经不再迫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认为就人的一生来说，“学习”性质的读书只是少数；大部分的读书还是以心灵抚慰为目的，要达致某种精神上的愉悦、舒缓、宣泄、思索等等。 　　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葛优扮演的李东宝大谈办刊思路，他说要想知道读者最想看什么，只需问一问：每天早晨你挑什么书或刊物进厕所。这话我感同身受。多年来，我坐在马桶上读过的东西可谓多矣，现在看来，均属最有可读性的书刊，其中不乏精品。试想一下，如果每天早晨捧着个电脑去厕所，那个感觉能好得了吗？ 　　由此我想到了文化的保守性或韧性的问题。假设一个社会经历了剧烈动荡，其大部分东西都遭到了颠覆，这时候如果还剩下什么的话，我想一定是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生活方式这类细微的、日常的、不起眼的东西。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比，文化革命是最不容易发生的。以读书为例。既然读书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那么，阅读习惯就如同生活习惯一样，具有文化的韧性，极难改变。我想，如果有一天文化的革命在中国终于实现了的话，那肯定不会是什么“宏大事件”，而是人们不再阅读纸质书籍了、不再使用筷子吃饭了、不再回家过年了，等等。（作者系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文联名誉主席） 　　 　　《之江新语》选读 　　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 　　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身败名裂、事业损。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犯错误，恰恰都与乱用权有关。各级领导干部对待权力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到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既要管好自己，又要防止他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要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自觉做到用权为公而不为私。要遵守权力使用的纪律规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讨论问题讲民主，进行决策讲程序，执行决议讲纪律。要牢记权力就是责任的理念，用权要接受监督，确保权力行使不偏离正确方向，确保权力行使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