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老科学家的热情支持与指导2.docVIP

老领导、老科学家的热情支持与指导施雅风在冰川冻土研究事业建立过程中，几位目光远大的老领导、老科学家热情关怀和支持扶植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要说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地理学与气象学奠基者竺可桢教授。早在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订长远科学规划时，在他主持制定的我国西部地区几项综合考察工作中列入了高山冰川研究内容。1957年秋季，我向他和党组分管生物地学的裴丽生秘书长（后为副院长）汇报西北地区现代冰川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在次年开始的甘肃、青海综合考察队中，设立冰川分队。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二位领导的赞同并责成我筹建此考察队，批准向苏联科学院邀请一位冰川学家来华参加和指导冰川考察。1958年祁连山冰川考察开始以后，我每次到京都要向竺老汇报和请求指导。他都饶有兴趣地听汇报、看资料、给予较高的评价和鼓励。他说：在西北干旱区改造中，冰川问题和沙漠问题都急待进行的重大工作。在朱德委员长视察新疆时，竺老向朱老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新疆包括天山冰川考察在内的各项工作。朱德委员长说：“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的冰雪，一定要让它为人民服务”。1961年，竺老鉴于西北干旱区主要问题在于缺水，因此，水资源的寻找，水分循环与平衡的研究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是西北建设中的头等重要问题。明确指示我：“冰川冻土研究机构设在兰州就必须坚持和发展干旱区水文研究”。以后于1965年沙漠室由京迁兰州与冰川冻土室合并建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时，国家科委批示，研究所的方向应包括：冰川、冻土、沙漠和干旱区水文研究的四项任务。8月举行建所大会，竺老亲自来兰州主持。在讲话中说：“我国高寒和沙漠面积广大，为我们创造冰川、冻土、沙漠的先进科学水平提供了客观条件。我们科学工作者要有志气、有干劲，在这方面做出超过国际水平的成绩。去年施雅风等同志到希夏邦马峰去考察，研究成果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得到强烈反应，就是一个很好例证。”他又说：“冰川、冻土、沙漠都是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野外去做。”“野外站是你们的工作的前哨，应做为全所工作的重点。”“研究要更好、更多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加强研究所和生产部门、高等院校的协作”，“要勤俭节约，人员精干，提高工作效率。”“要互相团结，克服本位主义和小圈子思想”。这些指示都很中肯，是长远适用的。在文革动乱中的1970年，竺老已八十高龄，肺气肿日益严重。接到我所一位同志寄给他请求指正的《珠穆朗玛峰地区冰川与气候变迁，山体上升关系》文稿。他带病细心阅读，评论，亲自复信提出意见。他在3月11日至12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意见：珠穆朗玛峰考察成绩不小，推测了各时期地壳上升速度和气候，从冰川和孢子花粉、古生物得出结论。交对历史时期冰川进退也提出了意见。缺点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古气候，古冰川文献缺乏引证。复信中介绍看两篇论文，一是挪威学者一万年来挪威雪线升降图。二是丹麦学者W.Dansgard在《Science》杂志上（1969年10月17日）刊出的用氧同位素记录重建的格陵兰冰芯的11万年气候变迁史。这里，可看出竺老是那样的认真负责，指点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学者。现在冰芯气候研究已得到巨大发展，而在我国最早认识其重要性的是竺老。28年以前他首先注意到《Science》上有关论文，满腔热诚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以后竺老名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发表以后，吸引了美国学者L.Thompson的注意。于1979年提出了和冰川冻土所合作开展青藏高原钻探冰芯研究气候与环境的意见，长期合作，持续至今。作出了重大成绩，改变着冰川研究的面貌。和李四光副院长兼地质部长接触较少，但在1962年至1966年文革动乱之前，我每年一次向他汇报，他也尽力给我们支持。1962年，冻土工程刚刚开展，研究力量很弱。我得知和周幼吾同志同在莫斯科大学学冻土的童伯良同志在地质部系统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向李老请求调童来兰州，李老慨然同意。即向在座的地质部一位领导同志招呼，为着集中发展冻土研究，同意将童调出地质部支援中科院新建的冰川冻土机构。由此就顺当的将童伯良夫妇调至我所工作。李老知道我虽搞现代冰川但对第四纪冰川也有浓厚兴趣，他谆谆教导说：“现代冰川研究对第四纪冰川研究很有帮助，第四纪冰川研究者应当熟悉现代冰川。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常常是断片残简，鉴别困难。又应当熟悉地质学中多方面知识，帮助判断”。上述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对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具体判别标准，和李老有较大分歧。李老另外一条指示，就是地学研究工作，要选一个地区，深入反复地进行，这样才能提高水平，又能培养人员。不要贪多，广而不深。他以抗日战争前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抓住宁镇山脉地质工作为例说明，这点启示，也有长远指导意义。前面提到的裴丽生副院长是山西籍的老革命家。50年代曾任山西省长，1956年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