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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诗言志”观念发展演变 　　作者简介：孙洁（1988.12.16―），女（汉族），山东省牟平人，本科学历，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研究生。 　　摘要：先秦的诗学观念起初源于祭祀、求告等原始巫术活动；周代以后人们的诗学观念由祖先、鬼神的崇拜转向了社会政治和人间伦理道德，“诗言志”的诗学观念因之产生。自此之后诗学中言志的因素逐步增加，最后形成了“诗言志”说。 　　关键词：诗言志；诗以言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诗言志”文学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演进发展的过程。“言志”起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其后发展成为政治上、教育上的教化活动；接着发展成为《左传》提出的“诗以言志”，再到后来才是“吟咏情性”的文学的“言志”创作论。 　　一、诗、乐、舞合一的“言志”时代 　　“诗言志”最早是由谁提出，已无从考察。目前相关最早的记录见于《尚书?尧典》： 　　帝日：“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日：“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段意思是说，舜帝让夔通过音乐教化贵族子弟，并指出“诗言志，歌咏言”，大家便在优美的音乐中装扮成各种动物的图腾载歌载舞，从而达到人神之间的思想交流。《尚书》成书真伪聚散，致使许多学者对这部书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这段文字反映的不一定是尧时的思想，但它至少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思想。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远古氏族社会中，“诗”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起着庇佑祛邪的作用。那时的诗歌并非表达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而是作为先民告祭先祖和神明的祝祷词或乐歌。在《诗经》中，也有大量为了祭祀目的而写的歌辞。如《周颂》中的《噫嘻》篇即周成王亲政后举行祭天典礼向天神、及文王、武王的神明报告。《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祈蛰而郊，郊而后耕。”这些都说明，最早的诗歌不是独立的，其作用并非言志，而具有宗教性和政治性。这种诗歌活动的原始形态与人类生产劳动具有直接联系，而且决定了在很长时间内，诗歌将一直保持这种宗教功能。 　　第二，诗最初的表现形式是“诗、乐、舞”三位一体 　　在中国原始时代，并没有孤立的、单纯的诗，诗、乐、舞是一体的。如《吕氏春秋?古乐》就记载了群体演唱的祝祷场面：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日载民，二日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日奋五谷，五日敬天常，六日建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总禽兽之极。 　　这套乐曲既歌咏始祖，又祈祷草木茂盛、五谷丰登，并希望求得“建帝功”的政治目的。可见在祝祷过程中先民们是边唱边舞的，在唱之中又有诗的成分，完整地展现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原始状态，同时也传达着处于蒙昧状态下的原始先民混沌原始的生存体验和和情感诉求。 　　二、西周、春秋时期“诗言志”观念的演进 　　西周王朝建立后，随着礼乐制度的产生，政治权利结构成为社会的中心，价值观发生巨大改变，诗歌的政治功能也日益凸显。社会环境的发展使得周人的思想观念完成了从宗教向人文的转变，“诗言志”的诗学观念也随着殷周思想观念的变迁孕育而生。徐复观先生将此次文化变革称为“道德的人文精神的觉醒”。 周代的献诗、采诗制度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查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悔，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世，百工献艺。① 　　这是西周“献诗”的记载，之后还有“采诗”的记载。 　　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② 　　这些材料说明了周代建立了“献诗”和“采诗”制度，这是礼乐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其目的是为了听取下层意见，以“补查时政”，使统治者可以根据这些意见，斟酌政事。 当然所谓“辨妖祥”的卜验功能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如《左传》中详细记载的季札观乐，已是一种政治活动，其宗教功能已消失。诗歌功能从宗教到政治的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补查时政”的目的凸显，使诗与乐、舞逐渐分离，诗的语言意义就得以突出，这就为“诗言志”说的出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诗歌发展的教育、社交阶段 　　与诗歌的政治功能相联系，诗歌的教育、社交功能也得以发挥。诗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周礼?春官》记载周代的教育制度，“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还有《周礼?春官?大师》中的“以六诗教国子”。在诗成为教育的一个科目之后，赋诗、引诗也就活跃起来，这样诗就进入社交活动。赋诗首先成为一种礼节、仪式，什么样的身份就赋什么样的诗。郑玄注《诗经》：“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在当时，享宴用乐都有严格规定。后来礼崩乐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