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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明清的法律制度一 明朝的法律制度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朱元璋为明太祖。朱元璋幼年时，家贫困，曾给财主家放牛帮工，早年又被迫为僧。他亲历底层百姓的疾苦生活，目睹元末政治的黑暗现实，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1355年，朱参加元末起义军郭子兴部，屡建奇功。称帝后，朱元璋终于取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从元朝败亡的教训中总结出，元朝的灭亡，在于中央权力的软弱、官吏的腐败。所以他一方面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重臣及地方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他采用“重典治吏”的方法，以达到更好地治民、治国的目的；此外，朱元璋还分别不同情况，在法制中采用“轻其轻者，重其重者”的方针，对谋反、大逆、罪大恶极的犯罪，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处罚，而对有关礼教风化方面犯罪则从轻处罚。在明太祖执政的30余年（1368-1398）时间中发生的诸多案例反映了其法制的上述思想。胡蓝之狱（一）案情胡，即胡惟庸，蓝是蓝玉，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明初四大案中的两个。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于和州追随朱元璋，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转宣使、宁国主簿、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本寺卿等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丞相的属员。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其中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李曾多次推荐和提拔他，后来胡惟庸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唐侄李佑，成了亲戚，因此，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甚为密切。胡惟庸任丞相后，权势一天比一天大，便专权跋扈起来，不能自我克制。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他往往不奏请皇帝便径行处置。内外各衙门上奏皇帝的奏章，有不利于自己的，总是隐藏起来，不予上奏。结果，一时间各方喜好钻营之人及功臣武夫失职者，都争相投其门下。贿赂给胡的金帛、名马、好玩之物，不计其数。这样使胡惟庸的势力大增，他仗势也更加肆无忌惮，并极力排斥异己。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即企图陷害徐达。刘基(伯温)病重，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医生前去看望，不久刘基暴死，胡惟庸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大家都以为刘基的死跟胡惟庸有关。朱元璋也对胡有所警觉，欲对胡以惩戒。一次，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闹市奔跑，不慎坠落死于马车下，胡惟庸便处死了车夫。朱元璋大怒，令胡惟庸偿命，胡想以金帛了结此事，朱元璋不许，胡惟庸非常害怕，就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并通知各方跟随自己的人随其起事。胡惟庸还和当时被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往来密切，胡让二人在外地招兵买马，准备造反。胡惟庸的行为越来越离谱，性质越来越恶劣。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御史中丞商暠时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之事，朱元璋忍无可忍，于是下令杀了胡惟庸。同时牵连被杀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这就是明史中著名的胡惟庸案。但此案尚未结束。胡惟庸被杀后几年中，胡惟庸的一些反叛之事又被揭发出来。洪武十九年（1386），有人交待胡惟庸有通倭之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将军蓝玉北征大漠，捕获元朝旧臣封绩，负有禀告责任的李善长却不将此事奏于朱元璋，后来封绩交待了胡惟庸使其通元后主之事。洪武二十三（1390）年，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了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情况；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告发了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之事。至此，朱元璋震惊，认为李善长与胡惟庸有亲戚关系，已形成了反叛朋党，罪孽深重。随即处死了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及其家七十余人。朱元璋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追究与胡惟庸有牵连者，大开杀戒。最终，因胡案被诛或已死被追夺封爵的功臣共计有21侯，株连而死者共达3万余人。此案“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明史·列传》第196卷）。蓝玉，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勇敢善战，功绩显赫。他曾参加伐蜀、北征、讨西番、平云南之战。洪武二十年（1387）任大将军，二十年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行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告其谋反，结果被族诛，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此案被称作蓝玉案。 《明史·蓝玉传》卷一百三十二。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不仅大杀逆臣反将，更主要的是从制度上加强皇权。早在“胡惟庸案”之前的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便废除了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案发之后，朱元璋趁机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朱元璋直接统管六部。又设都察院监察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