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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清末民间报刊媒介 　　[摘 要]本文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在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形态，以民间报刊媒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民办报刊的内容和办报主体转型来看待其显现出的公共性，证明社会从国家中初步分离，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论及清廷与报刊媒介的互动关系，目的是展现其互动的不良，其后果是对宪政精神的腐蚀。 　　[关键词]国家；社会；民间报刊媒介；清末宪政改革 　　一、概念厘定 　　（一）本文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概念边界 　　晚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民间报刊媒介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拒斥的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本文所用的社会不是完全的西方概念中的“公民社会”，对照西方公民社会的定义和构成要素来看，笔者认为当时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是不良的。因此本文所使用的“社会”是在当时具有某些公民社会特征的能够与国家政府权力形成互动的结构分化，或者说它分享了国家的部分权力，国家向其让渡了部分权利。而国家的历史范畴则是划定在清末宪政改革时期的清朝政府。 　　（二）报刊媒介与公共舆论 　　哈贝马斯反对将公共舆论定义为一种中立的群体意见，依附于国家权力存在的形态，“如果公众舆论的主体被还原成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异保持中立的群体形式――其中所表达的是一种结构转型，而不是其概念，那么，群体意见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只能放到一种研究管理的辅助科学的框架中加以解释（1）。”本文对公共舆论的把握与这个理解是并行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公共舆论与公共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报刊是公共领域的载体，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关注的媒介群体――清末民办报刊媒介，具备相对独立、冷眼观政、贴近市民的公共品格，属于大众媒介的性质，不仅由此形成了独立的舆论空间，而且拓展了公民社会的平台。 　　二、国家与社会分化视野中的民报媒介演化 　　（一）民间报刊媒介的兴起动因 　　在专制集权社会中，公共舆论的空间几乎是没有的，统治阶层垄断着话语权和舆论工具。而在晚清却出现了民间报刊媒介的兴起，虽然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闻传播媒介，但是却具有启发民智、监督改革、参政议政等功能。据不完全统计，单单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12种，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2）。其兴起不是偶然的，是三个合力作用的结果。 　　1.外国报刊的影响。1890年的统计显示，先后发行的76种报纸中，十之六是教会报（3），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宗教性逐渐减弱，综合性与新闻性逐渐增强。由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中国的维新运动影响很大。外国的报刊最直接的影响在于，知识分子和报刊精英们受启发于外国人创办报刊的实践，懂得报刊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此产生自办报刊的强烈愿望，致力于办报，希望通过报纸传播主张，以言论觉天下。 　　2.内生的需要。主要来源于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的觉醒，甲午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不论是官员还是民间人士的政治热情和参政意识都被激发出来，讨论时政参与变革。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告别了原来只由少数士人清议的参与格局（4），寻求创办报刊，建构自己的思想平台，如早期改良派王韬所言“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攘外，取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5）”，希望通过办报既唤起民众抵御外国的侵略，又能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救亡图存。 　　3.清廷控制式微。控制社会的喉舌是专制国家的主要任务，而晚清政府某种程度上的松绑，为民报媒介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清廷控制式微是其自保的需要，认识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唯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6）”；另外也是对无法掌控的历史因素的消极回应，社会在国家襁褓中觉醒开始腐蚀国家的全能能力，这不是清廷能够阻止的进程。清廷对报刊态度转变为支持和利用，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其间颁布准许官民办报，是不得已而为的选择。 　　（二）分化中的公共性彰显 　　之所以把民办报刊媒介作为考察清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报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品格，已经具备体现国家与社会结构分化雏形的要素，公共舆论已经有明显地疏离国家权力的趋势，公共性的彰显本文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报刊内容的批判性，二是报人由传统向新式的转型。 　　1.内容的转型。清末民报脱离了旧时邸报模式，内容基本上是时政性评论性的，及时刊登国内新闻。《申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邸报别于新论报》，对比和评论了两种媒介的区别，“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7）。”它们改变了被报导事件原有的私密性，赋予了公共性，使原先普通民众无从知晓、无权过问的皇家家事变成了国家大事。 　　另外，报刊的内容丰富跟信息的灵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