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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隔离消极影响与政府激励 　　摘 要： 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所导致的城市隔离现象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在这些消极影响逐渐被各级政府感受到之后，将成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动力。基于这种动力，又将形成未来各级、各地政府城市化政策的供给体系。但各级、各地政府关注的消极影响侧重点并不一致，导致政策体系很可能存在矛盾。因此，对于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而言，需要对其进行详细划分，建立更加系统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激励调节机制。 　　关键词： 农民工融入； 城市隔离； 政府激励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39-05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了城市隔离，成为漂在城市边缘的群体，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推动“人”的城市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如何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成为了学界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政府在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城市隔离的积极性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甚至基于资源等原因的考量，缺乏消除城市隔离现象的激励。因此，探讨城市隔离中的政府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的政府激励是指：在有限的资源内，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进行政策供给（政策变革）的动力。出于尽力避免消极影响的考量，政府可通过激励来提出相应的政策。笔者将对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面对这些消极影响与政府激励问题。 　　一、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 　　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如果长期不能融入城市却又囿于生计需要在城市务工，最终将形成与城市居民隔离的人群。弱势人群的种种问题都可能成为对社会和强势人群产生消极行为的动因，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不和谐影响社会稳定 　　家庭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家庭的不和谐对社会稳定存在潜在的冲击。[1] 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和生活，大部分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只能将眷属留在农村。因此，孩子留守农村，夫妇长期异地生活，夫妻双方长期缺乏沟通和精神慰藉，容易相互猜疑，生活方式又因为城乡环境不同而出现差异，家庭处于实际的割裂状态，这给家庭的和谐带来严重的冲击，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1）家庭不和谐造成个人情绪不健康，由于长期在外，导致一些家庭亲情淡漠、婚姻关系不稳定，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个人情绪，再加上受教育和文化程度有限，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容易情绪失控，有些人可能因此走向极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2）家庭破裂导致个体经济能力下降，生活甚至生存受到影响，一些人特别是妇女迫于生存，也可能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或者从事一些违法工作；（3）正常性生活长期缺乏，容易引发一些身心疾病，特别是单独在外打工的男性农民工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个别农民工通过找“小姐”来满足生理需求，还有个别年轻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因为自控能力差、精力旺盛，甚至涉及性犯罪；（4）留守儿童因为由单亲或者隔代抚养，性格容易产生缺陷甚至发生心理障碍，有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辍学现象严重；有的由于缺乏家长的管教，品行方面出现偏差，成为社会不良少年，这些问题儿童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增加存在着潜在不利影响。 　　（二）行为失范影响社会治安 　　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边缘地位，各类需要被漠视和侵害，还要忍受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引起了农民工对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不满，甚至个别农民工形成了对社会仇视心理。这容易导致行为脱离一般规范，笔者称之为农民工的行为失范。在农民工面临的各类问题中，牟新云（2007）[2] 通过对成都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发现，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生活支出较高、家庭亲情缺乏、情绪消极等四类问题都将导致农民工行为失范，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影响社会治安。除此之外，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暴力讨薪构成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三）社会边缘性导致社会冲突 　　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将导致城市形成以身份区分的“核心群体”和“边缘群体”。城市居民作为“核心群体”不但不认同农民工的社会贡献，而且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偏见与歧视进一步扩大。而农民工则因为所面对的不公平，容易对强势的“核心群体”变得仇视。这两种消极情绪导致的“摩擦性互动”如果不加以协调，城市中将逐渐形成两个分裂的群体，当分裂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变为群体性的对抗。 　　除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冲突外，在现阶段已经出现得较多的是农民工与企业、地方政府或具有政府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