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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要：基于场域的公共供求视角，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超越于既往的“抑制一补偿”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改造、置换经年的乡村性，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动力找寻、题域整合、资源供给、机制再造、空间重构以及绩效审视等方面，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渐趋明朗。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这一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选择过程，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它呼唤深度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内生规定性展开均衡化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为此，回应性地选取国家治理的调适向度并拓展系统化的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关键词：城镇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059-07 　　一、研究问题与切入视角 　　尽管对于城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是城市（镇）化之于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却大体上为人们一致肯定。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改变世界。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中国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值得密切关注。近年来，伴随着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一道的“新四化”定位，新型城镇化以国家战略方式进入到转型治理场域。成为高热度的学术语词和高强度的政策偏好。然而，对于城镇化的关注尤其是在地方实践层面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延续甚至强化着发展主义的既有思路和路径依赖，表现为对经济强势发展的过度强调以及以发展为至上目的的工具主义。对于城镇化的政策利好过分热衷而忽视对“人的城镇化”的真切理解，无疑将会戕害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大转型时代，在对于经济绩效思维的“选择性陷落”中。易于出现对城镇化战略的研判因缺乏国家视野而导致政策选择的脱域性以及治理的浅表状态。实际上，从实践的内生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讲。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国家”知识现象，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城镇发展的战略定位，更关涉到能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镇化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经济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又是国家治理布局的结果。即，它既是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更是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安排的意图性凝结。中国城镇化道路，既有西方先发国家城市化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社会城市演化的深刻烙印，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发展的新近形态是一种回应国家治理的公共供给，它具有显著的实践能动性与主观建构性。这就需要导人公共供求的视野，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一般而言，治理总是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这个限定的时空便构成治理主体据以进行情势判断与政策选择的场域。根据社会存在决定行为选择的原理，场域的先赋性与给定性直接制约着行动者的实践空间，因此其对于特定治理场景中的议题筛选、议程设置、偏好排序、模式选择、资源配置、行为调节以及绩效监管等活动有着重大塑造作用。当分散的社会期望汇聚成为一种普遍明确的需求的时候，对于此种需求进行及时甄别、有效整合以及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输出便成为以“体系一过程一政策”方式展开的国家治理，它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但是，公共回应并不总是能够主动且有效地发生，它既受到公共需求的表达方式和主张强度的影响，同时更受制于既有治理结构对于此种需求的捕捉能力、阐释能力以及政策输出能力。而且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形成适度的“刺激一反应”性，更要有面对新议题、新格局的开放性与调适性。公共需求的导向性与公共供给的回应性的常态性失衡表明，进行国家治理的持续改进，不论是依据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选择，其选择的方式与路径不同，后果也常常迥异。 　　显然，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还是现代化有序转型的稳妥性出发，都提出了对于简单移植西方城市化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合理性的质疑。要避免“试图将中国经验的销子插入西方理论的洞口”而导致概念工具缺乏实际解释力，就需要既尊重中国的历史，又尊重中国的现实。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那样，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有效研究，必须注意到其特性：一是二元性，它拥有古老城市文明的历史延续性与时代独特性：二是多维“社会一空间”性，包含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重叠性发展题域，需要跨学科视野；三是内生性，作为一种内源性过程，它是导致中国特殊现代性的具体形式。这样的辨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治理场域中的公共供求视角，围绕“型构思路-实践逻辑-塑铸作用-改革向度”的理路。本文拟探究如下问题：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形态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