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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思考 　　摘要：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民主参与；法治进程；政府绩效；测评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143―08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活质量测量范围趋于全面和广泛，目前已有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大多都包含了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如经济、环境、社会、基本生存等。作为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政治生活领域，在以往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中却往往被作为某个一级领域的组成部分，或者干脆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划归到相应的领域，这与政治生活质量在整个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政治实践与发展历程不同，各国对政治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各国学术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至今没有制定出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活质量测评指标体系。本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我国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尝试构建一套能准确评价我国政治生活质量的测评体系，并对我国开展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研究的价值做些初步的思考。 　　一、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 　　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研究，是随着生活质量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初政治生活部分并未被研究者们视为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领域，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界定：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方面即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在罗斯托的理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与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产物，政治生活即便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仅仅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随着国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提高，研究者们逐步开始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质量。 　　澳大利亚学者Henry用well-being对政治生活质量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政治生活质量是基于道德和伦理自由的自主和自治，可以理解为以下结构：（1）能够掌控自己的权利；（2）能够自由决策并有自由决策的权利；（3）能够感受或预见到个体行为对自身或他人造成的影响；（4）具有践行自己决定的能力。当这些维度达到时，个人将不再认为社会中的不公平与非正义的社会实践是理所当然的。 　　联合国大学学者Harkness在《人类幸福感中的社会和政治指标》一文中指出，政治权利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他将政治生活质量分为三个维度，包括政治参与、公民自由、以及人权与劳工权利，此外他还缜密调查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福利指标，并把调查重点放在低收入群体对这些指标的感受。他指出：“过去十年里，非货币性的福利指标迅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挑战仍旧停留概念的发展以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面。在目前的形势下，在国家内部增加微观管理的目标、具体而非抽象的目标可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上佳应对之策”。政治生活质量独立出来，并逐步得到人们的关注。 　　考察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政治生活质量较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不过国内外的学者曾从很多角度对政治生活质量评价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有益尝试对于我们构建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民主参与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Owen等对46个国家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参与、民主的程度与形式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主观福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Winters也认为政治参与能让人们对生活更加满意，因为他们会从中感受到自治、能力和关联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偏离。在《政治参与与生活质量》一文中，Winters提出政治参与和生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在西方国家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周期性的参与选举、组织政治性团体、参与合法或者非法的抗议活动等等。民众参与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政治参与本身并不仅仅以实际的政策结果为惟一衡量标准，它同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他通过实证研究了拉丁美洲地区投票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并特别指出强制性的投票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Dorn等分别从瑞士国内以及国际两个层面对民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