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四川工业：支撑全民抗战的工业基地2.docVIP

PAGE PAGE 8抗战时期的四川工业：支撑全民抗战的工业基地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受到日寇的严重威胁。为了支持抗战，同时也防止工厂企业落入敌手，将工厂企业搬迁至内地继续生产刻不容缓。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迅速内移，督促复工”，以“充分利用已有之机械以供内地建设，便可迅速成功，且可节省外汇”。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动员委会，负责领导工厂企业的内迁工作。工厂企业的内迁分别在公营兵工企业和民营企业两条线展开，兵工企业由兵工署负责，民营企业则指定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会商办理。一、兵工企业的内迁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兵工署就确立了在内地建立新的兵器工业中心的方针。然而，这个方针在战前实施得并不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为坚持长期抗战，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中国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二是为配合作战需要，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抗战前线的兵工生产厂。为了落实这两个决策，兵工署即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入川考察，确定各兵工企业内迁地点以及所需资源情况。?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从上述企业内迁的地区、时间和范围看，可以发现如下特点：1、都是受日寇直接威胁的企业。因战事急需，兵工署严令各兵工企业必须坚持生产，“各厂非至不得已，不许作迁移之举”。2、搬迁时间明显迟于8月已进入高潮的民营企业内迁，基本上是在日寇迫近之时才撤离的。例如中央修械所，是在“敌迫首都，协助守军至最后”的情况下，才被迫撤退的。3、迁往地点基本上是兵工署两个决策的地址，即四川重庆和“三阳”地区附近。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寇加紧侵略的步伐，中国的沦陷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寇锋芒指向武汉、广东等地，更多的兵工企业面临威胁，必须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此为第二阶段内迁开始。这批内迁的兵工企业最先从广东开始。早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寇就对广东的兵工企业大肆轰炸。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谿；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谿；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第二批兵工企业的搬迁有这样一些特点：1、涉及面广。除了已经内迁大后方的兵工企业外，国民政府直属的兵工企业几乎都在搬迁之列。2、许多企业属于再次搬迁。此次搬迁的兵工企业有一半落户重庆，且都是中国兵器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3、与首批内迁兵工企业的仓促相比，此次搬迁时间比较宽裕。如广州、武汉都在1938年10月沦陷，而在这两地的兵工厂分别于4月和8月就已经搬迁。武汉失守后，由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于是第三阶段搬迁开始实施。只是这次搬迁带有调整性质，同时也涉及局部战局变化。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这样，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二、民营企业的内迁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一些爱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紧急组织重要工厂内迁后方，并补助搬迁费，在内地重新建厂生产，支持抗战。国家动员委员会指定资源委员会负责民营企业搬迁问题。1937年9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0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