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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法制研究综述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典融礼于法的完成阶段，也是我国封建法典的完备化阶段。隋初统治者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很重视立法，对封建立法有重要的改进。唐王朝当时成为经济繁荣、国势强盛、文化发达的东方大国。唐律集秦汉以来历朝封建立法之大成，在运用礼制进行政治统治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使中国封建法制臻于成熟和定型。《唐律疏议》和初唐法制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它对当时世界封建法制的发展也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习隋唐时期法制，以唐律为主。?一、隋朝的立法概况和主要法律形式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即位之初，即命大臣高熲、郑译、杨素等制定新律。律成奏上，诏颁天下，是为《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是为《开皇律》之修定版。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大业三年（607年），新律成，是为《大业律》。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有隋一代，正式进行的修律活动有以上三次。此为隋代首要法律形式――“律”之制定情形。 隋代的其它法律形式有“令”、“格”、“式”，《隋书·经籍志》谓“隋则律令格式并存”。开皇二年（582年），文帝颁行《开皇令》，分为30篇，系承袭晋令，再增加数篇而成[2]。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命将隋令编纂为30卷，其篇名、条数不得而知。大业四年（608年），又颁布新式。 二、《开皇律》、《大业律》与隋代法制的进步 并没有直接承袭北周之律，而是以北齐之律为蓝本，适当参酌北周律。隋律上承秦汉至北齐近八百年法制发展成就，合南北法制之长，体现了重大的法制进步。 这些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典十二篇体例的最后确定 据《隋书·刑法志》载，北齐清河三年（564年），武成帝颁布新律，是为《北齐律》。其律由名例、卫禁、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等12篇构成。《开皇律》继承了北齐律的基本体例，稍作变更，定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这一律典编纂体例，为《唐律》、《宋刑统》所承袭，奠定了中国此后近七百年律典的基本框架或体例。 不仅如此，从法典条文数量体制看，隋律也有奠基性。开皇元年的《开皇律》汇集南北朝各国法典，内容庞杂，条文多达1800条左右。开皇三年修律，删除1200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十二卷。此一“五百条左右”的体系也为唐以后律典所继承，唐宋律典一直基本保持五百条左右的体制。 （二）新五刑体例的最后确定 国家的正式法定刑罚体系，历代王朝大多喜欢标榜为“五刑”。尧舜禹时代以墨、劓、刖、宫、大辟为五刑；秦汉两代律典并无“五刑”体系之称。三国曹魏《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大约有死、髡、完、作、笞五等；《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定死、流、徒、鞭、杖为五刑。《开皇律》承继北朝“五刑”体制，确定为笞、杖、徒、流、死五刑。这一体系，为《唐律》所继承，奠定了自隋初至清末近十四个世纪中国刑罚的基本体系框架。 《开皇律》所确定的五刑是：一曰死刑，分为绞、斩二等；二曰流刑，有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共三等；三曰徒刑，有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四曰杖刑，有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五曰笞刑，有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五刑总计为二十等之数。这一“五刑二十等”体例几乎为《唐律》完全继承，一直延续到清末变法之前。 （三）“十恶”制度的最后确定 《周礼》即把国家应重点惩治的犯罪归纳为八种，即所谓“乡八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有“谋反”、“大不敬”、“不孝”、“内乱”、“不道”、“大逆无道”等表示国家应加重制裁的重大罪名。至北齐时代，《北齐律》正式归纳为“重罪十条”。《开皇律》承袭了“重罪十条”，略加修改，正式定名为“十恶”。《隋书·刑法志》说，《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叛，三曰谋大逆，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律首列举“十恶”并加重打击的制度，自隋至清末变法前一直是中国传统律典的最基本制度之一。 隋《开皇律》的“十恶”承继了《北齐律》“重罪十条”，但也有一些变化。 第一，从“十罪”改称“十恶”。中国自古对于重大犯罪一般称“罪”，很少称“恶”。隋律改称“十恶”，可能与隋文帝杨坚重视佛教有关，或者说是受了佛教“十恶”之说的影响。同时，称“恶”有一种更为强烈的道德判断含义，与“礼法合一”的潮流相适应。 第二，删除“降”，增列“不睦”。这一变化实为降低“十恶”的国家利益评价含量，加重家庭伦理评价含量。 第三，在北齐的“反逆”、“大逆”、“叛”三罪名之前增加“谋”字，意在加大对于危害国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