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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性判断举报行为实施伦理障碍 　　摘要：对组织保持忠诚和对组织的错误行为进行举报，是组织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它们虽然为组织的运转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有效的监督，但二者常常被放置在伦理对立的两个极端。学术界的争论夹杂社会世俗的观点，逼迫潜在举报人在决策过程中进行行为的合伦理性判断，而举报意愿和举报意志往往在这种忠诚与否的判断中逐渐衰退，放弃伦理判断的盲目忠诚和催生伦理困境的模糊忠诚更是极大地降低了举报行为实施的几率。因此，有必要从举报行为的行为依据和行为动机方面，否定忠诚与举报行为的伦理对立；同时，进一步明确理性忠诚和举报行为的目标一致性，最终破除举报行为实施的伦理障碍。 　　关键词：组织；忠诚；举报行为；伦理困境；理性忠诚 　　中图分类号：C93―03；C9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82―06 　　收稿日期：2013―11―12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公民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决策问题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74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昕（1980―），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引 言 　　“忠诚”和“举报行为”被WimRonald称为现代组织运营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①现代组织管理的复杂化和非集权化运营模式要求对雇员进行充分授权。“忠诚”是这一授权过程的主动力，它保证员工在独立判断过程中主动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促使雇员提供超出职责范围的自觉劳动。“举报行为”是这一授权过程中的协动力，它对授权实施过程中的各项行为提供广泛的监督，帮助组织管理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错误倾向，防止对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进一步伤害。“忠诚”和“举报行为”本应是“帆”与“舵”的关系，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有时却人为地被扭曲成“盾”与“矛”的关系。对忠诚的依赖和对举报行为的厌恶，使得管理人员将两者矛盾地对立起来，举报者被贴上叛徒、告密者的标签。通用汽车公司的主席James Roche就认为举报者是“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正在忙于侵蚀忠诚的管理团队，侵蚀统一的价值观和相互合作的精神，他们就是工业间谍、举报者。他们的策略就是散布不团结和制造冲突”②。当然，也有对举报者的行为持积极态度的，例如，Maxwell Glen在评价三里岛核泄漏事件③调查时，强调举报人的作用：“要没有公司内部那些勇敢的举报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揭发结构和设计上的不合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永远将停滞于三里岛的调查，举报者得表扬和保护是毋庸置疑的事情。”④现实中的争论随着重大举报事件的不断发生而愈演愈烈，学术界关于举报行为是否符合忠诚判断的理论思辨博弈，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主要从雇员的责任出发，作出评判。如伦理学家Sissela Bok就认为举报行为违背了社会契约精神，“举报人想要将比赛停下来，但他并不是裁判也不是教练，因此，他对本方队员吹哨子就可以被看做是违背忠诚。举报人为了保有现有的位置假意承认自己对同事和顾客的责任，甚至还违背已签订的忠诚的誓言、保守秘密的承诺”。Roche同样认为“雇员有责任忠诚于雇主，绝大多数的商业伦理都要求雇员对于公司和雇主具有责任。这种责任通常被定义成忠诚，而举报破坏了这一责任”②。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忠诚对象和忠诚本质的探讨。如Duska就坚持认为“对于组织保持忠诚属于范畴理解上的错误，组织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特殊目的就是生产利润，不应该给予一件工具应有的伦理地位，那不值得”⑧。Corvino则从员工忠诚的本质进行探讨，认为“只要能正确理解忠诚的本质就能够清晰地知道，举报行为并没有威胁到员工的忠诚”④。理论的探讨无疑是要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然而多方矛盾的观点更加搅乱了潜在举报人关于行为忠诚性的伦理判断。Near和Miceli在进行举报意愿测试时发现，受测者竟然因为害怕被人认为是叛徒而放弃举报行为。这种结果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由于举报行为忠诚性伦理判断上的混乱而带来的潜在举报者举报意愿的衰退甚至消失。 　　一、举报行为遭遇忠诚性质疑 　　“举报”被界定为“组织成员（前任和现任）向有能力做出有效应对的他人或组织揭发在其雇主控制下的违法、不道德、不合理的行为”。Miceli和Near界定的举报行为包括组织内部举报（internal whistle-blo―wing）和组织外部举报（external whistle-blowing）。内部举报是向组织内能够有效制止错误行为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包括组织内部检查部门和高层管理者。内部举报往往可以被管理者接受，被认为是正规的、常见组织管理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唯一的合伦理行为”。Farrell和Petersen也因其微弱伦理承压性和不明显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