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权威资料].docVIP

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摘 要]康有为、严复以及宦懋庸等人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都做过诠释。但是他们的诠释各有偏颇。我们认为，要对该章作出较为接近原意的解释，有两点应考虑：一是根据同时代的古汉语中句型相近的语句的句读通例，准确断句；二是认识孔子对“民”的看法、对“民”的态度。 　　 [关键词]《论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康有为 严复 宦懋庸 　　 〔〕B2 〔〕A 〔〕 1000-7326（2007）04-0078-06 　　传统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的诠释并没有重大分歧。但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观念日新，思想月异。受此影响，人们对孔子的看法亦异。批评孔子者，认为孔子主张专制、主张愚民，即以此章为证。维护孔子者，则力求为孔子解脱，想方设法对此章作出新的诠释。在这里，我们想以康有为、严复以及宦懋庸等人为代表，就他们对《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的诠释略加考察分析，藉此表明我们对经典诠释在方法层面的一点看法。 　　康有为，近代维新思想家，主今文经学，倡托古改制，1902年完成《论语注》。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康有为注云： 　　郑曰：“民，冥也，其人见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韩诗外传》：“《诗》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义，谨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见之，使民耳晰焉而闻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诗》曰：‘示我显德行。’故道义不易，民不由也；礼乐不明，民不见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礼?缁衣》曰：“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董子曰：“民者，暝也。民之号，取之暝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1] （P114） ① 　　从注文看，康有为的观点有二：一是孔子并不主张愚民，愚民之术是老子他们的方法，是孔子学派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所希望的是明民，是人人都能明道，否则，他不会为此深忧长叹。但是，“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这是孔子以神道设教的原因。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指“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二是“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然而，《论语》、六经又多古文窜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可能是“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① 动辄将经文视为乃刘歆或古文家所窜乱，是康有为注解儒家经典时所惯用的手法。我们在读他的《论语注》时很容易发现，《论语》原文中凡是不符合其“托古改制”之义的，多被视为乃刘歆所窜乱。更有甚者，康有为常常根据己意改动原文，其将《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章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直接改为“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就是最明显的例证。[1] （P250） 这不是康有为注《论语》，而是《论语》注康有为。 　　钱穆先生曾对康有为《论语注》的训释、校勘有所批评，认为康有为“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或“以尊西俗为尊孔”。钱先生在引述康有为对《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章的注文后评论说：“此明以西洋民主为太平，中国君主为升平，即朱鼎甫所讥‘用夷变夏’也。因其不可通于《论语》，而引纬书以疑之，乃蔽罪于刘歆之窜改。以如是之校勘，为如是之训释；以如是之考订，明如是之大义，清代汉学二百年，实所未有。”[2] （P780-784） 这评论实在精辟。显然，这样的《论语注》，我们以它来理解康有为则可，以它来理解《论语》、理解孔子则不可。同样，康有为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的解释，我们把它作为康有为的思想来理解则可，把它作为该章的原意、作为孔子的思想来理解则不可。 　　严复，近代启蒙思想家，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精通西学的学者，以译述近代西方学术名著见称。晚年思想趋向保守。1913年秋，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丁祭礼，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