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解构”性[权威资料].docVIP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解构”性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作者简介】 　　邵珠峰，男，山东泰安人，河北美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周星驰自20世纪80年代末涉足影坛以来，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奠定了自己在华语影坛上不可动摇的“喜剧之王”地位。90年代香港喜剧电影正是因为周星驰电影的出现开启了喜剧电影的潮流，在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电影中，每一部都打上了鲜明的周氏喜剧风格。这种风格被评论家们称为“无厘头”，周星驰也正是以“无厘头”为旗帜，纵横驰骋香港影坛数十年。 　　如何理解“无厘头”呢，结合“无厘头”的字面含义以及周星驰的电影文本，不难发现，所谓“无厘头”就是下面几种说法的综合：即“无准则，无来头，无意义，无逻辑，无目的，无用的状态”。“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语，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1]“无厘头”的说法虽然早就有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逐渐被人们接受、熟悉和追捧是基于90年代周星驰电影的风靡，无厘头几乎成为了周星驰的代名词。于是，这个本不为内地所了解的非主流的南方地域性词汇，因为周星驰的电影而变得时髦起来，国人也因此记住了这个既土气又洋气的词汇――“无厘头”以及它的附属产品“无厘头喜剧”。 　　一、“无厘头”影片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下的文化运行，一个文化的生成体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或既成的知识框架体系内运行，这简直就是它无法逃脱的宿命，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或既定的知识框架体系，总是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向前或向后作用于某种文化生成体”。[2]周星驰也不例外， 他喜剧电影的无厘头风格不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是根植于香港这片文化土壤上的衍生物，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因此，对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电影的研究，只有置身于当代大众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去进行，才能真正明晰其产生的深刻原因。 　　香港是一个蕴涵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兼容西方文化的特色地带，但这同时也使港人陷入另一种尴尬矛盾的两难境地：即对英国文化保持心理距离又对大陆文化略显陌生，造成了香港文化中历史沧桑感与负重感的衰弱，使其缺乏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普及。这种尴尬的两难境地，使生活在这片殖民土地上的港人常常处于冲突与彷徨的挣扎状态，可见，到底该如何确认自己的归属与身份？到底是“中”是“西”？这是所有港人都苦苦追寻的问题。尤其是香港回归前后萌发的“九七”情结，更是引发了港人对自身文化归属的更深入的思考。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整个香港社会都充斥着物欲和急功近利，然而商业社会的富裕并不能掩饰快速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同时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牵绊，使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心理。长期的精神压力，使得此时的港人，迫切的需要一副文化和心理上的调和剂。[3] 　　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周星驰适时地出现了。他在影片中就融入了自己作为小市民的这种矛盾心理，那种小人物调侃自嘲的语言方式，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困惑焦虑的心理状态，恰是港人生存现境的缩影。而周星驰独特的“无厘头”风格，能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畅快淋漓的大笑，可以暂时忘却自我，在轻松欢快之余放松身心，缓解长期的精神和生活压力。可见，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不管在文化背景还是在个人需求方面，都契合了香港人的口味，成为港人精神压力的“小小避风港”。可以说，周星驰电影的成功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对特定社会背景下大众心理状态的把握上。 　　二、周星驰“无厘头”影片情节的“解构” 　　周星驰的影片带给观众的第一感官回应就是――“笑”，而且往往是酣畅淋漓的大笑，周星驰总有他特有的表现手法将观众带入他的无厘头世界。他的喜剧性“无非是蕴含在丑、荒谬、滑稽、夸张、做作、俏皮、幽默和调侃等诸多矛盾现象中的普遍的思想原素。这一思想原素通过被期待的目标和意义的突然消解与跌落，通过虚构人物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举止，使观众意识到人、事物和理想的真实形象，从而引发出会心的笑。”[4] 　　周星驰的“解构”策略，是对一切模式、原理、规则进行的颠覆、反叛、亵渎和破坏。用戏谑和玩世不恭的解构姿态，寻找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解构对象，以随心所欲，极度自由的解构精神去形成与原有“结构”或事物的巨大落差，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就形成笑腺紧绷的张力。解构者往往会以一种戏谑的姿态站在“结构”之外，对包括价值标准、伦理道德，美学观念、艺术形象等各式各样的结构和模式进行颠覆与亵渎。通过对周星驰一些经典范本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其影片中常用的“解构技巧”： 　　（一）戏拟 　　又称“戏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