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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三窟“陕甘边根据地”伟大创举
狡兔三窟“陕甘边根据地”伟大创举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开创的“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陕甘边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其它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后,陕甘边根据地建设上贯彻“狡兔三窟”战略战术,使得陕甘边根据地在敌人多次重兵“围剿”下依然能够巍然屹立、坚持红旗不倒,从而扭转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狡兔三窟;陕甘边 陕甘边即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交界的区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地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经验教训,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狡兔三窟”理论的酝酿 “狡兔三窟”?《战国策?齐策四》名篇之《冯谖客孟尝君》一文,现比喻藏身的地方多,想好了退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先后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位于正宁的寺村塬和位于华池的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庆阳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临时革命政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初创建,后因杜衡、李艮“左”倾错误的干扰而失陷,但这次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影响深远,成为西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色政权,开创了建立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河。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陕西耀县照金重新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苏区得到开辟。正当照金革命形势高涨和红26军壮大之际,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后叛变)的“左倾”思想影响干扰下,红26军被迫南下渭华,结果使红26军主力第二团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遭到全军覆灭的噩运;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其发动大规模“围剿”,照金苏区随之陷落。 陕甘边的形式急追之下,革命处于生死攸关。在解决了到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后,就必须解决怎样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这一策略问题。当时,在整个西北乃至北方地区,没有任何的红色区域,陕甘边区红军孤立无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会受到敌人的重兵围剿,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根据地建设模式,南梁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也同样会面临陷落的命运。两次创建根据地受挫的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1]据此,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集思广益,逐步提出了划分关中、陇东、陕北三个游击区,“红军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 的一套完整的根据地建设新模式, 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这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发展。 二、“狡兔三窟”理论的提出 1934年,国民党继前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失败后,发动50万余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占主导地位,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权,结果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终遭惨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嗣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这次错误使红军损失了90%的根据地,南方广大苏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教训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 陕甘边区虽然距离“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但当“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过及其严重挫折。从红26军红2团南下失败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已经无立足之地,内外交困,濒临绝境,弱小的红军到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整个西北地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生死有关的时刻,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并摆脱险境,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并走向胜利?这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刘志丹、习仲勋一直在思考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在合水县蒿嘴铺(今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集中全体与会同志的智慧,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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