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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新媒体耋耄老人 　　2014年10月10日，记者电话预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当天，方老在电子邮箱中回复：“徐峰同志：发来的采访提纲收到。我只是一个新闻史的教师，今年88了，岁数大了，目前除每年带一名博士生外，早已不上课和不写文章了。新闻理论的问题没研究，提纲涉及的有些内容，未必都能发表意见，倘承垂询，也只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了。” 　　10月12日14时40分，记者来到方老楼下电梯走廊。看看还有20分钟，记者想找个人问清楚“门道”，待14时58分再按门铃。这时，一楼电梯门开了，走出一位个头不高、头发花白、年龄像60多岁的慈祥老人。“您好，请问110号（编号）是从这里上去吗？” “是啊，这是我家呀！”记者喜出望外，“您好，您是方汉奇教授吧，我是内蒙古日报社的徐峰。”“你来早了，我取上报纸，咱们再上去。” 　　方老准确无误的时间观念，着实让我惊叹，同时也暗自庆幸――又多了20分钟的采访时间。 　　进入方老的书房，看见书房四壁都是书架，茶几上、电脑桌上都是书。方老精神矍铄，动作敏捷地在茶几上找了个能放得下杯子的地方，提起大暖壶，给记者沏了一杯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过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包头、锡林郭勒到赤峰，走了一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确实很美。”方老笑着说：“但是，没有看到风吹草低的景象。内蒙古天高云淡，很有特色，保存了完整的草原形态。马波（老鬼）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后来写出小说《血色黄昏》。” 　　方老从内蒙古谈起，让记者感觉亲切，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 　　说起方老，业内人士大多都知道，他是我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老1926年12月出生，今年88岁，其学术足迹大体分为3个阶段。 　　1978年前的28年：成长跟着运动转 　　1946年，方老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大学。1950年，方老毕业离校后，被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先生拉到由他负责组建并担任馆长的上海新闻图书馆（《解放日报》主办），在那里工作了3年，担任研究组的馆员，从事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同时也搞一些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1951年，方老应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专题的课，由此开始了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尝试。 　　1953年，方老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进北京大学起，方老相继赶上了思想改造、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等政治运动。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又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其间，除了屡屡受到批判之外，还要按照当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不时地下去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方老正好40岁，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来是强劳动力。方老的体会是知识分子只要体质好，过劳动关并不难。1969年11月，方老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去了位于江西余江的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方老就已经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农民也挺好的，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才能都好。 　　“五七”战士每年有一次探亲假。1972年，方老从干校回北京休假，就留在了北京。那时候，方老的老伴和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没有新闻学的老师，所以方老受聘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上课。从1972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前，方老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了6年。这是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这6年，主要是跟着工农兵学员转，按当时的说法叫“上、管、改”，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教师是被改造的对象，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又是被工农兵改造的;既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又为工农兵服务，为他们提供教学服务。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老就回去了。 　　方老说，在这28年里，除在图书馆的3年外，基本上就是跟着运动转。在教学上没有建树，做了一点积累，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您的身体很好。”“老了，耳朵有点背。”方老说，现在的体育锻炼不如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卫制，下午4点半以后全部上操场，教室里、图书馆里没有人。在那种大环境下，身体锻炼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时间去做社会工作。方老的兴趣很广泛，那个时候也自得其乐。看一点杂书，主要是文史和新闻史有关的，同时做资料卡片，积累知识。 　　1978年后的26年：铸就中国新闻史巅峰事业 　　1978年以后的这26年，方老正儿八经地做教学研究工作。 　　校庆献出研究成果 　　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