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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和应对“富人当政”的乡村治理现象【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肖立辉】?从1993年开始，浙江、重庆、吉林、山西等地在农村选举过程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养殖业大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2005年以来，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据一些省区的民政部门统计，部分地区富人当选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六十。以浙江为例，该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班子参选的苗头，即几个“老板”联袂参选并“组阁”。基于这种情况，有媒体认为，财富的力量在竞选中愈来愈大，“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来临”。 一、富人参政的动机与手段 富人参政的动机无非有三：一是出于公心，想改变农村落后贫穷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富人虽富，但农村仍然是其内心深处根之所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取得一定的社会名望。当“村官”为名不为利，应该说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二是谋取经济利益。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元，当政的富人希望通过获得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或者至少防止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如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其行为应该得到保护，但如果越出法律的边界，其谋利行为应该受到惩戒。三是谋取政治利益。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想通过参选当政，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于今后在乡镇政治、县域政治中有所发展。 至于“先富群体”的竞选手段，仲夏、解庆刚等人总结为四点：一是捐资村办公益事业。比如，浙江某村虞某在农村选举时公开贴出《承诺书》：“若能如愿当选，愿资助10万元，其中2万元归老年协会，8万元用于清理村里垃圾。如本人违背承诺，可随时罢免。”结果此人当选。二是公开竞选承诺，不要报酬、发展集体经济。如有的富人宣称“不要一分钱报酬，不报销一分钱费用，不经自己手花村里一分钱，不给农民摊派一分钱。”根据浙江省民政厅的调查，大部分“先富村官”当选以来，基本上履行了当初的竞选承诺。三是采用经济公关手段，送钱、送物，或请客吃饭拉票。四是有组织地开展竞选活动，如成立竞选班子、提出竞选口号和竞选承诺，并且有组织地进行竞选宣传公关。（参见仲夏、解庆刚：《富人当政》，《浙江人大》2003年第10期） 二、如何看待“富人当政”现象 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看到，富人当政的现象会进一步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特别是经济发达农村)出现富人当政现象。“先富群体”当选“村官”是好事还是坏事？利与弊孰大孰小？富人当政的普遍性到底有多大？富人参选当政是否会使农村选举走偏？这一系列疑问都需要理论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做出回答。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先富群体”的当选虽然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有待规范，但在整体上并没有妨碍村庄选举的公正性、民主性。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能人当选“村官”，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是先富带动共富的必然要求。“村官”富人化是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正途。甚至有学者认为，“先富群体”当选有利于乡村治理，是治疗乡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问题的良药。 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富人当政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有的学者认为，财富不能成为基层选举的操纵力量。当村委会成员大部分由富人构成时，村委会是否会演变成富人俱乐部？在这些学者看来，有金钱介入的选举不意味着民主，适不适合当村官，标准不是候选人富不富裕，而是要看他能不能为全村人谋福利，有没有能力管理好村务、带领村民致富，能不能正确地执行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人们对富人当政的一个希望是带动更多的人致富。但富人能否带动他人致富的命题仍然需要时间来验证；相反，我们要警惕的是他们“富而仕”后会异化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因此，不少学者担心“以财富力量为主要竞选手段的参选方式，常常使我们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剑走偏锋”。 “先富群体”的当选反映了先富群体积极参政的内在冲动和强大优势，反映了选民的主体地位日益突显，也反映了各级领导层期望富人主持村务的愿望。第一，先富群体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试图在政治领域有自己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等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个体私营经济相对发达，党的富民政策让一大批农民先富起来，造就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板”。他们在过上富足殷实的小康生活后，迫切地需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需要更多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农村直选为他们提供了最简捷的实现途径，先行富裕的示范作用也使富人参加农村竞争性选举时有较大的优势。第二，先富群体运用各种手段吸引、鼓励选民支持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