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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式检索古文字偏旁工具书创编刍议穷尽式检索古文字偏旁工具书创编刍议 偏旁的混同是指在某些文字的构形中，本应使用甲偏旁，但由于形近、义通等因素，实际出现的却是乙偏旁。而这种场合的乙偏旁，即可视为混同偏旁。如郭店楚简中的“欠”，就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于“”。下图所示，是郭店楚简中“欠”的存在状况： 上图表明，郭店楚简中“欠”旁分为三种形体，共22见，第一个14见，后两个、各4见。而和则混同于“”。首先来看和作为“欠”的存在实例： 以下则为、在郭店简中用为“”的存在实例： 作为混同偏旁的、在郭店楚简“”旁总量的存在比重则可通过下图得以呈现： “欠”“”二旁，前者所摹人形张口朝前，后者所摹人形张口朝后，造字意图相通而互为参照，原本用法判然有别，如本义“就食”之“即”用“欠”旁，本义“食毕”之“既”用“”旁。而在楚简中，此种界限已经大面积模糊。当然，作为专门的偏旁工具书，忽略这种信息是说不过去的。类似情况还有偏旁的类化。 偏旁的类化是指某些形体较为便于书写的偏旁，在结构文字中被泛化，替代了诸多本不相干的其他偏旁。如郭店楚简中的“酉”，构字中多可替代“”“”二旁。 ，（复）的上部，其字形的取象，或说为器形，或说为前后有两出入口的半居穴形。于甲骨文仅见于“复”字或“复”旁，前者如，后者如、。西周晚期金文尚能保持甲骨文的原有形态，如《从S》“复”字作。战国楚简文字，尽数被“酉”所替换。郭店楚简“复”字或从“复”旁之字共17 见，其中15 见从“酉”之形： 另外2 见从“酉”之形： “”本亦酒器之象形，大类上与“酉”相类，但形制不同，前者平底，后者尖底。但作为偏旁，两者在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分工明确，并不相混。而楚简中本作“”者每每被“酉”所替换。见于郭店楚简，用形者较多，计7 例： 用“酉”之形者各一例： “酉”旁在郭店楚简中作本用者52 次，而作他用，即替换“ ”“”者计26 次，后者在数量上达到前者的50%。由此可见，仅就“酉”而言，偏旁类化的影响力是十分可观的；而类似于“酉”的类化偏旁的数量同样是相当可观的，其他如“目”“田”“肉”“刀”等，类化作他用的几率较之“酉”更高。因此，对于认识楚简文字来说，或者说对于将“偏旁分析法”施用于楚简文字来说，偏旁类化问题也是不能忽略的。 偏旁的混同与类化，在导致文字误读这一点上，一点也不输于偏旁的异形，对于它们的失察，同样将导致偏旁分析法实际运用中的偏差。因此，将这类实际存在的文字现象准确而穷尽地加以揭示整理，作为古文字偏旁工具书中的索引对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具体编纂方式上，混同与类化偏旁不必单独立目，而只需据形次于相应偏旁单位的相应偏旁形体之下并标注特定符号，与此相应，再建立全书所收集混同、类化偏旁的专题检索。这样，既可以保证偏旁在无差别层面上的完整穷尽呈现，又可以分门别类给出下位的深层次信息。 四、关于“偏旁”的出处 古文字偏旁工具书的偏旁出处如何给出，目前可以参照的只有古文字引得类工具书的处理方式。然而，引得是以字为索引单位的，而古文字偏旁工具书则是以偏旁为索引单位的，索引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并不能照搬古文字引得的字出处为古文字偏旁工具书的偏旁出处。 偏旁既然是字的底层构形成分，则构件所出字无疑是首先需要给出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偏旁的检索需要细化到偏旁的构形类别，这种字出处需要的是特定文献语境中的一个特定字形，而不能仅仅给出一个表达抽象的文字单位的隶定字，而必须给出原形字。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某些给出原形的古文字引得类工具书，如《殷墟卜辞综类》等所给出的古文字原形并不符合上述要求，因为它们乃今人的手写文字，而且并非是对原辞之原形之忠实摹写，所以这种“原形”反映的是今日工具书的抄写者的笔迹，而不是古文字文献原本的真实原形。 字形虽然是偏旁最直接的出处，但偏旁工具书中偏旁出处仅仅给出字形还是有局限的。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偏旁的特定形态的形成或其特定用法的出现，仅有所出字形是难以全面呈现语境因由的，因此，古文字引得体例中的字出处，即字所出的文献语句同样是需要的。 当然，文献语句作为出处内容还有一个怎样给出的问题，具体来说，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只给出楷书释文的形式，即如前文所给出的诸多例证那样；还有一种，既给出楷书释文，又给出释文的简文原形。笔者以为，在这两种选择中，以后者为上。这是因为古文字中一个字的偏旁形态有时会受语境中字形特点的影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提出“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并说明“论者或称‘随文类化’，或称‘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刘钊（200 6）对此也有论说： “类化又称‘同化’，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在构形和形体上相应地有所改变的现象，这种影响或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