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冤大头钱买书读.docVIP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辛德勇?买旧书最让人得意的事，是花费很低很低的价钱，买到举世罕见或是精美绝伦的秘籍奇书，北方市井语言名之曰“捡漏儿”。能拣到漏儿，尤其是拣到大漏儿，不仅仅会满足凡人大多都会具有的那种占便宜的卑微心理；更深一层的心理满足，是买书人在与卖书人回环往复的斗法当中，好不容易占到了一次上风。因此，癖好旧书的人写书话，最津津乐道的往往就是捡漏儿这档子事，弄得不大了解个中门道的读者，常常会误以为卖旧书的人都有眼无珠，甚至会做出把宋版书当成废纸卖的傻事；殊不知拣漏儿又谈何容易，俗话说“买的精不如卖的精”，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买家挨卖家痛宰。这是因为旧书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遇到，买书人爱书心切，挨宰也是愿打愿挨，两相情愿的事情。确实历经甘苦的过来人，都会告诉你，真正想要经常得到好书，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肯花大价钱。不过，这些都是讲购买善本古籍或是其他可供把玩收储的珍本书刊，这是藏书的规则；若只为读书而买书，通常似乎大可不必如此，价钱合适就买，不合适自可笑而置之，实在着急用，还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看。然而，旧书的价格，说到底是要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用功念的学术书也不例外。书很少见，想看这书的人却有很多，定价自然要高。有些学术书甚至会因存世数量过少，到图书馆里也不容易借到。这样，若是想要使用查阅，有时便不得不花高价去买。我心性愚拙，既素乏悟性，又全无记性，靠念历史书混饭，这实在是两大致命缺陷，只好靠反覆翻检查对，来略事弥补，而这就需要常跑旧书铺，尽可能多置备一些书籍。过去二十多年间踟躇于旧书肆上，很多旧日的学术研究书籍，或是资料性书籍，都是花费较高价钱买下来的。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几个月前在北京琉璃厂的一家中国书店里，用100元，买下一本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撰著的《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东洋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由于工作忙，近一两年我已经很少逛旧书店，这本书在店里上架已经有好几个月，一直无人问津，显然是嫌书价过高。我毫不犹豫买下此书，一来这是一部记述“东洋学”发展历程的经典性著述，对我大有用处；二来与在日本买相比，毕竟还多少要便宜一些，况且这还是1940年的初版本，即使是在日本，也已经很难遇到。所以，花这样的价钱来买这部书，按照中国的书价衡量，虽然略显偏高一些，但不管由谁来评判，都绝对算不上冤。在一般人看来，下面将要谈到的这两部书，花费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冤大头钱。第一部书是瞿兑之、苏晋仁合著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8月初版印行，小32开平装一册，三百多页，售价200元。在琉璃厂中国书店古籍书店二楼上的玻璃柜子里，摆放着店里甄选出来的一些重要旧书，这部《两汉县政考》即列置其间。够资格进到柜子里的书，定价当然都很高，但高到如此程度的民国时期学术著述，似乎也只有两三部。由于价格太高，摆上很长时间，一直无人购买。有买书的朋友戏谑说，这哪里是开书店的作法，简直是在给博物馆办陈列。人做事的习惯，似乎可以划分为从众与非从众两大类别。从众者做事往往怕吃亏，道理很简单，既然大家都不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还存在某种危害。肯当冤大头的人，自然是我行我素，吃亏占便宜，自己都要敢认。除了喜好清寂不凑热闹的天性之外，我觉得买书与读书一样，本来就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自己念自己的书，当然随心所欲，想买什么样的书，就买什么书，只要对自己有用，何必管别人看它值与不值，价钱冤一些又有何妨？况且书价之冤与不冤，从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最近中华书局重印王伊同的《五朝门第》，精装16开一册，定价180元，已经接近我买《两汉县政考》的书价。这次新印的《五朝门第》，虽说装帧精美华贵，分量也大于瞿、苏二氏此书，但一经重印，化身百千，随时都可以买到，而同等程度的原版旧书，寻觅非易，价格自然应该大大高于这样的新书。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我为这本《两汉县政考》所支付的书款，似乎也算不上高得出奇。《两汉县政考》两作者之一瞿兑之，本名宣颖，兑之乃其字，与名并行于世，此外尚别署有杶庐、铢庵、蜕园等雅号。瞿宣颖出身名门，其父瞿鸿禨，是清末政坛上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他本人起初亦从政，位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诸职，后来以授课撰文为事，曾执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学术文化方面，瞿氏该通文史，著述颇丰。其历史学著述，大概要以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一书，最为研治中国史者所熟悉，迄今仍是研究相关史事的基本参考文献。不过，由于需求者众多，时至今日，要想买到一部，机会已经渺不可寻，我只是曾在图书馆里泛泛翻检过一次，旧书肆上则还从未有缘与之谋面。过去读到的瞿兑之著作，近年新印者有收在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当中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杶庐所闻录》和《故都闻见录》；旧本则只有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