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启蒙运动.docVIP

论东方启蒙运动侯传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方各国先后发生了旨在文化现代化的启蒙运动。这一运动对东方各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启蒙运动决定了东方各国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共同方向。在东方各国加快现代化进程，迈向21世纪的时候，对19世纪东方启蒙运动重新审视并做出适当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一东方启蒙运动作为普遍性的社会文化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东方的启蒙思想却由来已久，可以说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方文化数百年演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大约在15世纪前后，东方主要国家由于内部社会发展和外来文化影响，开始发生文化演变。其主要表现是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东方宗教改革最典型的是发生于15世纪，由罗摩难陀（1356一1467）倡导的印度教虔诚运动，主张各宗教平等，宗教内部平等，消除种姓歧视，给不可接触者以拜神的权利；主张个人通过内心的虔诚和爱实现与大神的结合，从而淡化宗教仪式和祭司中介的作用。其次是伊斯兰教内的苏菲运动。苏菲作为伊斯兰教内部的异端和反对派产生在公元八、九世纪，但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宗教思想发生巨大影响，形成宗教改革运动则在14世纪以后。其特点是主张平等，反对伊斯兰教上层的骄奢淫逸，提倡节俭，主张清心寡欲；反对烦琐的宗教仪式，强调内心修养，认为通过爱可以达到与真主结合。再次是东亚地区佛教禅宗的流行。禅宗产生在唐代，但作为中国最大的佛教宗派主要流行于宋元以后，属于佛教中的改革派。禅宗反对传统佛教的烦琐思辨和仪规，主张直指内心，见性成佛；反对传统佛教的出世主义，主张禅耕一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本德川时期的宗教以禅宗净土真宗为主，美国学者罗伯特·拉贝在其《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书中将这种宗教与欧洲基督新教相提并论。 参阅陈来《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载《读书》1997年第3 参阅陈来《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载《读书》1997年第3期。 参阅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载《原道》第二辑（团结出版社，1995）；李申《儒教、儒学和儒者》，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文中都有对儒家宗教性的论述。其次，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方大多数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生的。欧洲列强自16世纪便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侵略，葡萄牙于1510年侵占印度的果阿，1557年侵占中国的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便接踵而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便先后沦为殖民地。阿拉伯地区13世纪以后先后被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社会和文化发展陷入停滞状态。18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列强开始染指这一地区，使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印度17世纪开始被英国蚕食，到19世纪初完全沦为殖民地。非洲自16世纪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至19世纪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亚洲一部分还保持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包括伊朗、泰国、土耳其和中国等，也先后沦为半殖民地。日本虽然避免了被殖民的厄运，但也是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之下才实行开国政策。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东方各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赴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落后的状态和屈辱的地位，使东方各国的先进分子奋发图强，革故鼎新，为民族进步和发展而努力探索。这种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东方各国的主要精神动力。第三，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的。东方与西方在欧洲中世纪的千余年中基本上互相隔绝，各自发展。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航路的开辟和经济贸易的发展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历史地相遇了。由于两大文化性质不同，其对立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异质文化更具有互补性，互相交流更易产生裂变效应。就东方而言，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回应的问题。西方文化在东方的第一批传播者是基督教传教士。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有400余人，其中著名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邓玉涵等，他们除了将基督教神学传播于中国之外，还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等科学技术。 参阅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日本的西学知识最初也得益于传教士，但西学对日本思想界发生显著影响是18世纪初荷兰在日本设立的商馆，所以日本的西学又叫兰学。印度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17世纪后随着贸易的发展，交往的增多，特别是大量殖民据点的建立，西方文化对印度传统文化形成冲击。阿拉伯地区与近代西方文化的正式接触始于18世纪末，拿破仑对埃及的人侵也但进了欧洲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沦为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接受西方文化更为直接，因为各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西方式教育和宗主国语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