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妨碍作证.docVIP

辩护人妨碍作证罪需要取消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及当事人的权利，国际上很多国家都确立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豁免原则，这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同属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第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不否认个别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现象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刑法来管。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可以由类似“律师惩戒委员会”这类组织，对违纪律师加以惩处。豁免权不是律师的特权，而是维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自然补充。因此，为了避免律师受到不公平对待，为了避免刑辩律师“青黄不接”，非常有必要对《刑法》第306条加以修改，从法律上明确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享有一定豁免权这一原则。 一、“第306条”破坏控辩双方的平衡。　　控辩式诉讼的设计，其本意是要在对等的条件下，使控辩双方处于平衡状态，然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处理。“第306条”使律师不敢调查取证，只能从控方的证据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师参与调查，被告人改变了口供，或证人改变了证言，控方就可以依据“第306条”拘捕辩方律师。控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完全破坏了控辩双方的对等原则。　　二、“第306条”打击了律师刑辩的积极性。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师只要还有一碗饭吃，都不愿意去触碰“第306条”这个地雷。“第306条”出台后，刑案辩护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是立法者当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来收费就低，再加上随时有坐牢的危险，精明如律师者，谁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三、“第306条”是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律师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条”使律师望而却步，致使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形同虚设，实际上是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而没有律师的辩护，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只有交给道德和良心。而现实告诉我们，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为了追求破案率，为了追求办案成绩，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已超过了国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条”是制约律师制度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飘摇。“第306条”对律师制度的破坏，这么多年来有目共睹。据全国律协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从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师被套上了“第306条”的罪名进行追诉，有30多位律师被判刑。　　五、“第306条”给报复律师开了方便之门。　　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都还没有侦破，案件事实均还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还未被法院认定，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连犯罪嫌疑人都还不能定罪，但公安机关却先把参与辩护的律师抓起来，荒唐至极。案件都没判，怎么就断定律师错了？说不定最终证明是公安机关弄错了呢？　　六、“第306条”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受到公权力追诉时享有辩护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公民的法律知识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后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尚没有沉默权的规定，而法律赋予他委托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也因律师不敢或不愿参与辩护而失去。　　七、“第306条”是对法治文明的破坏。　　我的一位朋友说：“可以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闻里、报纸上以及官员们的嘴里叫得最响的词汇，而“第306条”恰恰是给法治文明抹黑的条款，是暴力条款。　　八、“第306条”是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冒犯。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17条规定：“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调查取证是律师办案的基本权利，但现在调查取证却成了我国律师执业的危险地带，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触犯“第306条”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条”事实上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剥夺了。　　九、“第306条”让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为展现法治开明，为了与国际接轨，让律师提前介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这貌似进步。但接着又出台“第306条”套上一条锁链，“第306条”出台前没听说有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被追诉，“第306条”出台后却一个又一个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锒铛入狱。如果真有律师胆敢以身试法，教唆证人作伪证，那么用刑法第307条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