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小川最后日子.docVIP

诗人郭小川最后日子 　　一位神经兮兮的怪人 　　20世纪70年代，我被调到河南辉县县革委，一面从事文化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一面照顾那些被安排到辉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文化界、文艺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这些知名人士大都会在辉县住上一段时间，我要安排他们的吃穿住行，向他们传达领导的指示，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因此我与这些名士接触颇多，时间久了，彼此熟络，他们就给我起了个“侯专员”的称谓。 　　1974年春，新闻大院来了位怪人。说他怪，就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半旧的粗毛呢列宁装短大衣。大衣颜色洗白了，斑斑驳驳的，依稀看出缺少两颗扣子。他头戴一顶破旧的鸭舌帽，帽子隐隐现出暗格子的质地，帽舌上结出亮亮的油垢。帽舌下有张方正的脸膛，清瘦、苍白，略显病态。他厚厚的嘴唇，唇线紧绷着，嘴不轻易启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睿智而深邃，眼泡有些浮肿。他常常凝视着一个地方，怔怔发呆，发呆时眼中的光芒便收敛起来。他不说话，也没耐心听别人说话，别人讲话时，他常是脑袋转向一旁，一副木然、冷漠、孤傲、旁若无人的样子。他身上有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漠然，又有一种胸怀丘壑的大智若愚。 　　县委宣传部特意交代我给他安排一个单间。单间收拾好了，他默默地住进去，一连几天不和大家来往，也不与人交谈，吃了饭，他便一个人窝在小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小屋被浓重的烟雾填得满满的，他却熬得住。 　　大约第五天，他突然在饭厅里发现了熟人――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和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 　　他们看上去是老朋友，几个人拉着手谈个没完没了，高门大嗓，口若悬河。我这才发现他竟然那般健谈，只不过鹤鸣常向月，不和凡人交谈而已。 　　“老蒋，你住在哪里？”他问。 　　“东院，就是县委大院。”对方回答。 　　“谁接待你们？”他又问。 　　“组织部呀！”对方又答。 　　他霎时哑然，脸色阴沉下来，再也不说话。 　　回到新闻大院，他突然拦住我：“请问，你们县委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人呢？我和蒋南翔都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为什么他住东院，我却住西院？这里面是否还有等级差别？” 　　我不知如何应对，便跑到宣传部（政工组）去问根由。部长解释：“这中间不存在等级差别，也没有另眼看待，考虑他是搞文学的，新闻大院住的都是文艺界人士，住在一起不寂寞，彼此有共同语言。蒋住东院，是便于和县里交流情况。如果他想住东院，就让他搬过来吧。” 　　我把领导的话原原本本向他学了一遍，他沉吟片刻说：“如果我和他们不存在差别，我就住在这儿不动了。” 　　过了两天，他又找到我，悄悄说：“我还想提个问题，首先声明我不是怀疑县委，而是怀疑上面是否还有人揪住我的辫子不放。我总有点不放心，怕表面上说要解放了，暗地里又有人动手脚。为什么蒋南翔由组织部门接待并陪同他去调研，而我却由宣传部门接待，还和一大批黑线人物混在一起，这不就是明显的差别吗？” 　　为了解除他的顾虑，我又去找领导请示。 　　领导解释：“请他放心。县革委对他们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们的安排，都是有上级明文指示的，本来准备由组织部门接待他，考虑到他是文艺界的老领导，由宣传部门接待便于了解他的意见和要求。请他不要多心。” 　　我又把领导的解释向他复述一遍，他听了轻轻点头，没说什么。 　　过了两天，他又把我拉到他的屋里说：“专员，大家都说你急公好义，麻烦你再帮我打听打听好吗？老蒋每天下乡，都有专车护送，而我却是搭大家的便车一起下乡，这其中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存在，怎么会有差别呢？” 　　无奈，我只好又去请示领导，反映他的思想顾虑。领导说：“蒋南翔、吴冷西是搞教育方面的调研，教育局派人陪同，随时交流情况，随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别人不便掺和。他和文艺界同行一起下乡，热热闹闹不好吗？如果他实在有意见，你调整一下，尽可能给他安排专车！” 　　我反映说：“他不像是要求特殊待遇，主要是担心上面对他的政治态度。” 　　领导说：“请他放心，他来辉县是中央组织部安排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 　　他听我转述了这话，稍稍安心，深深吸了一口烟说：“专员，你看到我这番疑神疑鬼的神态，一定感到很好笑吧！唉，我是被整怕了，不得不多长个心眼哪！我从湖北咸宁到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真是尝尽了苦头，好容易盼到解放了，心里轻松，一时兴起，就写了篇《笨鸟先飞》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新体育》杂志上。这一下又被点了名，本来自由了，又被立案审查！我清楚了，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写诗，写出来也不能发表。因为我和孙悟空一样，头上套有金箍哩！”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郭小川。 　　见所见而见，闻所闻而闻 　　几次交谈之后，他对我信任了，便敞开心扉，跟我说了很多。 　　这天我们正谈得投机，门外进来位客人，他便沉默下来，痴呆呆枯坐在那里，形同木偶。人家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接茬，顶多啊一声嗯一声，直到对方自感没趣，主动告退，他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