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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监会：难以调查“美美”们 定位由“监督机构”变为“沟通桥梁” 委员称现有机制缺乏监督能力 去年，中国红十字会因遭遇“郭美美事件”陷入信任危机。面对公众质疑，为了公开透明行使红十字会的职责，去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但是，仅仅过去了半年，因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委员被曝与红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事件，红监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昨天，红监会召开媒体见面会称，该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被重新定位为红会与公众的“沟通桥梁”。从最初章程上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到现在的“沟通桥梁”，红监会的委员们也很纠结。 □红监会 ①查不了“美美”们 昨天，红监会宣布，经过红监会6月9日年中会议讨论，决定建议红十字会协调相关部门，对于可能发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新证据进行调查，并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新的证据。这一决定意味着红监会本身不会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此结果与公众期待相去甚远。几位红监会委员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现有机制下，旨在监督红会的红监会缺乏有效行使监督职责的权限和能力，不仅是重查“郭美美事件”，即使出现其他“美美”们，红监会也难以启动调查。 ②职能是“沟通桥梁” 对于红监会到底是什么组织的问题，红监会委员杨团表示，在6月9日的会议上将红监会与红会的关系定义为“专业桥梁”。大家认为，红监会要成为公众、媒体和红会沟通的专业桥梁，是由各方专家组成的专业性、建设性的平台，以真实客观存在为基础，真实披露公众、媒体的提问以及红会的各种情况。专家要对红会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专业建议、建议之后还要跟进，提出解决之道。有委员承认，红监会开展的一些工作难免会有成本支出，这部分费用由红会支付。而这并不影响红监会的独立性，“当然如果我们的基金来源于社会专项捐款，则更有利于独立”。 ③不参与红会项目 红监会委员接连被曝曾与红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红监会委员黄伟民称，红监会成立时，主要是从专业配置、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因素考量，邀请了16位委员，他们有的参加过红会的课题研究，或为红会提供了咨询服务，但在任职时，大部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们担任委员期间，所有工作都是志愿性质，不获取任何报酬。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敏感性，6月9日红监会通过了委员守则规定，担任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不得参与红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 □四问红监会 ①为什么不重查“郭美美事件”？ 委员金锦萍：我们讨论认为，我们并没有法律授权的调查权，只有建议红会协调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权利。如果重启调查，首先需要有国家公权力部门介入，其次需要比前次调查更新的证据。 委员袁岳：当初是红会报警，警方调查，红会也没有传唤当事人调查的权力。我们如果又去报警，警方也会说已经调查过了，需要新的证据。所以欢迎社会提供新的证据。我也觉得“郭美美事件”弄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重新调查需要新证据。 ②没有调查权，红监会能干什么？ 委员金锦萍：目前的红十字会法在监督问题上的规定严重不足，在治理结构、财产规则、财产标志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都没有规范，红会和政府的关系、总会和分会的关系都没有理顺。如果没有明确的立法保护，我们怎么能行使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委员杨团：我们不是监事会，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会对监事会的类似授权去监督理事会，顶多只有建议权。我们现在的权限仅仅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而执委会是理事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这决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是搭建平台。 ③红监会的独立性有资金保障吗？ 委员袁岳：我理解的红监会的独立，不是大家理解上的独立。首先它不是独立法人，也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是在红会邀请下相对独立的机构。相对独立表现在我们不靠红会吃饭，如果红会让干的事我们认为不应该，可以甩挑子。但这有机制缺陷，如果有一笔公众基金是独立募集的，那么这个资金的保障，会对我们的独立性更有帮助。 ④红会出了问题，谁来监督？ 委员袁岳：红会只是一个法人，公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监督它，向警方要求立案，但这也需要提出证据。像“郭美美事件”，如果有人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我们，红监会可以要求红会重启调查。 委员杨团：红会是以行政方式管理的。如果改革，将是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部分和突破口。我们认为，要让红会得到监督，红会应该设立监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赋权来监督理事会，下次开会是在明年10月，所以我们是在改革的过程中。 □专家点评 徐永光：我不认为红监会能做多大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基金会背后的监委会是一种积极的探索。“（监委会）它不是法定的，也不是章程定的，要说它有调查的权力，谁给它这个权力？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