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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道德变迁理性思考 　　摘 要：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伦理道德在社会与个人的生活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发生在道德领域的变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关键词： 道德； 变迁； 理性思考 　　翻开中国思想史，不难发现，中国的道德思想可谓博大精深。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的道德最终抛弃了给人以自然状态存在的道教道德，确立了“仁”与“智”，强化了其中国家与群体利益的地位，缩小了个体的存在空间。于是，道德主体便成了道德中的一个虚拟的名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将个人完全排除在道德之外，字里行间充满了“仁慈道义”，不见了对道德主体的关爱。作为道德主体的庶民的命运只能是“克制、牺牲和泯灭”。这种对道德的昂贵代价。因此，仁爱天下的道德者们只能生活在小心翼翼中，更不用讲创造性和主体性了。中国封建社会所崇尚的道德，强调以“仁”、“爱”之心待天下，却忘记了自己也是生灵之一！因此，道德的变迁成为时代的主题与责任。 　　一、传统道德调控系统的失灵 　　千百年来，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道德调控系统，并把它作为社会调节与控制的重要措施。然而，改革以来，这一系统的构成环节由于诸种原因的作用而纷纷发生障碍，道德运行机制愈趋呈现运转失灵的症状。 　　首先，社会评价与监督所具有的威慑力是以相对稳定彼此制约的熟人社会为保证的。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言一行都难以逃脱熟悉的眼睛，而且他人的褒贬与被评价者诸多方面的利益休戚相关，社会评价与监督自然具有较大的功能。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人口的广泛流动、人们相互制约的松弛，使人们经常处于陌生的人群之中，即使熟悉的眼睛也不再像昔日那样令人敬畏，这自然使社会评价监督失去了往日的功能。 　　其次，社会评价监督的作用又是与评价监督客体在心理上认同的程度成正比的。而近年来的社会时尚使人们心理上的认同程度普遍下降。第一，人们的独立意识大大增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佛罗伦萨伟大诗人的格言成了许多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人们不再唯社会舆论的指令是听。更有甚者在青年阶层出现普遍的逆反心理，舆论指东偏向西，社会评价与监督功能因此而大打折扣。第二，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趋于实利，使得舆论诱导的手段――精神褒奖对大众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人们不再像过去珍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这恐怕也是社会评价监督功能下降的原因之一。 　　最后，社会评价与监督的制裁力从根本上取决于评价标准的统一、社会舆论的一致。只有“众口皆碑”，才能具有强大的威慑。可是，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使得社会道德评价经常面临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同时并存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标准都难以达到对全社会实行整合，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程度，这就必然使社会评价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窘境，导致对同一思想和行为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结果，社会评价的制裁与威慑作用还从何谈起？ 　　二、道德变迁中的积极变化 　　1. 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整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谋求现代化的艰幸历程无数次地向人们昭示：要成功的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得以伦理道德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相适应。如果不破除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腐观念，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现代化的功能是不可能的。对此，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对传统道德展开了猛烈轰击，并提出“道德之革命”，建立“新道德”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用尼采的话表明对传统道德重新评判的态度；鲁迅则认为不对旧文明进行袭击，“令其动摇”，中国未来是没有“万一希望”的。李大钊则根据唯物史观正确指出：“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去了他的生命和价值，“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陈独秀则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号召国人从旧有伦理中觉悟过来，并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改革，终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契机：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使中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陈腐道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促使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防止类似悲剧重演的必要条件；保持强劲势头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空前的规模上砸碎禁锢人们灵魂的种种思想枷锁，使千百万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大胆重估一切价值，为观念的更新提供了思想前提：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唤醒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迷梦，呼吸到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为观念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和“参照系统”：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则从根本上动摇了旧道德的根基，提供了新道德赖以生长的土壤，使广大民众从切身利益感受到道德观念转变与更新的必要性，为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