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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大众化论争看文学启蒙立场转变 　　摘要: 文艺大众化是一种趋势,也是在激烈的论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本文通过对其过程的论述来展现我国文学启蒙立场的转变。 　　关键词: 文艺大众化文学启蒙左翼作家 　　 　　1921年,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回国。 　　1924年,留学苏联的太阳社成员蒋光慈回国。 　　1927年,创造社成员冯乃超自日本弃学回国;同年,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回国。 　　1928年,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太阳月刊》创刊。同年1月,创造社理论性刊物《文化批判》创刊。不久成仿吾的《祝辞》、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相继发表。 　　1928年《创造月刊》2月号登载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举起“革命文学”大旗,以激进的姿态全面批判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新文学,要求文学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为意识,描写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理想,从而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 　　尽管鲁迅在1927年12月所作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但仅仅时隔两年,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和鲁迅之间便迅速达成了统一,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富有斗争精神的鲁迅与之前激战正酣的“论敌”们携手之快,令人愕然。此后不久,以“左联”为中心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无产阶级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文学话语相结合,迅速地形成了中国的红色话语”[1]。与“红色话语”相关联的红色文学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并裹挟着文坛一直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 　　早在1930年春,左翼作家们便对为什么文艺要大众化进行了讨论,《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第4期的新兴文学专号对此次讨论的发言记录和文章进行了刊登。从内容看,参与讨论的都是赞成文艺大众化的。冯乃超在《大众化的问题》中认为:“文学展现如果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那么,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文学深入群众的问题。”主张:“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更有甚者,提出了诸如“大众文学作家,应该是大众中间出身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2]等类似比较偏激的看法。 　　对此,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认为,文艺“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他认为文艺要想和大众发生关系,“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若文艺一味“设法俯就,就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鲁迅在肯定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清醒地看到,陷入“迎合和媚悦”大众的盲目冲动之中的可能性的发生。因此,鲁迅主张:“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在鲁迅看来,“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时代的准备”,“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但鲁迅的这些观点并未引起注意。此次讨论后,“左联”执委会于193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3] 　　1932年3月“左联”在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要加紧研究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4]此外,还要求:“目前一般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非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也应当在文字、体裁急描写等各方面实行大众化,使其不仅为知识分子的读物,在一方面也能为工农大众读者所接受。”[5] 　　为了催促文学快速实现向大众倾斜,瞿秋白在1932年4月《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接着又在6月《文学月报》创刊号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强调文学大众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文学大众化的问题。许多作家应邀参与到讨论中,讨论涉及了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内容和描写技巧等问题。茅盾认为,在文艺表现上,作品除了应使大众看得懂、听得懂外,还要多用“合于大众口味的艺术的感动的描写”。瞿秋白主张:“普洛作家要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文学青年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瞿秋白更是具体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弹词,小调,文明戏等类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