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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哲学遗产 　　《唐吉诃德》乃是伟大的诗,也是伟大的哲学。《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lDeCervantes,1547-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伟大作家,也是伟大的哲人,他创造了唐吉诃德这个文学史上最风靡的人物。耶鲁大学的布鲁姆把塞万提斯描写成“不可轻视的少数西方作家之一”。甚且认为这本小说制造了一个名词“唐吉诃德”(quixotic),意思是单纯,又是高贵、富冒险精神的。(参见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美国语言学家兼哲学家史匹哲(LeoSpitzer)在《论唐吉诃德》一文中说:“对他而言,重点不是用词汇、礼仪、装束或者身体,而是一切身外之物的背后:灵魂。”俄国著名小说家托斯陀耶夫斯基在评论塞万提斯时说:“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你们该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把《唐吉诃德》递过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做的总结。你们难道能因为这个而责备我吗?” 　　《唐吉诃德》从1605年出版至今,小说中蕴含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与理解,无数小说家从《唐吉诃德》中获得关于“文学”的启迪与滋养。笛福曾自豪地称鲁滨逊具有一种唐吉诃德精神;菲丁尔曾写过一部名为《唐吉诃德在英国》的喜剧;福克纳更是每年读一遍《唐吉诃德》,声称“就像别人读圣经似的”;桑塔格则说,和其他任何一本书相比,《唐吉诃德》的的确确堪称文学。然而,作为一本如此重要的小说,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并未得到完全的思考与阐发。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哲学层面出发对《唐吉诃德》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唐吉诃德》中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发掘出塞万提斯留给我们的哲学遗产。 　　当然,《唐吉诃德》中并不存在与“文学”截然分开的“哲学”,它的哲学意蕴如盐溶入水一样溶入小说的情节血脉中,我们只能通由对小说的“文学”领悟才能切入到它的“哲学”骨骼中。像止庵所说的一样:俄狄浦斯、唐吉诃德、拉斯柯尼科夫和K构成了人类基本形象的序列,他们共同承担着人类总的命运。他所看到的极富哲学意味的人类命运正是从文学人物的行动及其与时代、环境的关联中展开的。那么,在唐吉诃德的身上,我们将看到怎样的一种“人类命运”呢? 　　在最表层的解读中,唐吉诃德展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困境。在小说的第一章“著名贵族唐吉诃德的品性与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其实来源于阅读,他“把自己埋在书堆之中,夜以继日地阅读,从黄昏读到黎明,又从清晨读到夜幕降临;由于睡眠不足和阅读过量,他的神经出了毛病,变得疯疯癫癫的。”(这里的译文根据桑塔格的《重点所在》作了少许变动)阅读不仅损坏了他的想象力,而且还绑架了他。他认为世界只是书本中所描写的那样,并且,他的价值判断标准也由骑士小说建立。在小说的开端,我们可以读到唐吉诃德对这样一些句子的入迷:“以你无理对我有理之道理,使我自觉理亏,因此我埋怨你漂亮也有道理。”或者是“高空一以星星使你的神圣更加神圣,使你受之无愧地接受你受之无愧的伟大称号而受之无愧。”正是这种书生气将他塑造成一个深刻、英勇、高贵但又略显疯狂之人。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唐吉诃德的可笑之处随即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他对骑士行为的模仿在实际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怪诞行为。在唐吉诃德第一次离开故土开始他的骑士生涯之后,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并把这一切怪罪于他所着迷的骑士小说。“那些可恨的骑士小说他读起来没完,结果把人读傻了……这些小说是教人学撒旦和巴巴拉的。”结果是神甫和理发师在唐吉诃德的外甥女的协助下,对他的书房进行了别有风趣的大检查,并烧掉了其中大部分小说。这样的情节处理绝非无关紧要的,塞万提斯在极其幽默的情节推动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根本的人类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塞万提斯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在日常生活里的困窘,而是更为深刻地展现了一种“古今之争”的裂痕。对于过去的时代而言,靠对经典作品的共同阅读与理解所建立起来的对生活的评判标准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已经开始解体。像阿兰?布鲁姆所理解的一样:“对一本伟大著作或一个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赖已然消失,这不仅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而且也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因为,有教养的民族集合在一起,是基于对德行与恶行、高贵与卑鄙的共同理解。”如何呈现最高价值缓慢解体的过程,并展现出一个还秉持着最高价值的理想者的可贵复可笑的行径,正是塞万提斯的任务之一。 　　在这样的框架里来理解唐吉诃德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塞万提斯在写作中的犹豫与困境。正像过去无数对《唐吉诃德》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有的声称在小说中看到了对唐吉诃德令人晕眩的理想主义所进行的理性主义批判,有的则在其中看到了对这一理想主义的歌颂。事实上,我们必须把这种批判和歌颂理解为双重的力量,它既针对唐吉诃德也针对我们处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唐吉诃德很坚强,其程度超越了我们所知道